盧雪梅

　　碳稅一詞近年來炙手可熱，是指通過稅收手段，將因二氧化碳排放帶來的環境成本轉化為生產經營成本。根據世界銀行數據，截至2020年6月，已有超過30個國家和地區實施碳稅政策，范圍橫跨各大洲的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覆蓋二氧化碳排放總量達300億噸。但總體來看，碳稅機制偏重于對碳排放的控制，一定程度上是一種能源硬轉型的逼迫，不能很好地結合各國的實際情況。而強調碳捕集、存儲和利用（CCUS）技術的碳匯機制，似乎更適合當前仍嚴重依賴化石能源的人類社會，尤其是以油氣收益為主的資源國。但目前的情況看，資源國CCUS項目的開展似乎不盡人意，背后的原因令人深思。

　　油氣資源國能源硬轉型不現實

　　從當前的情況看，從化石能源直接轉型可再生能源，對于嚴重依賴油氣收益的資源國而言，可行性不高。大多數資源國在可再生能源的發展上的確潛力巨大，尤其是中東的資源國，在利用土地建設風力和太陽能發電廠方面也頗多便利。投資太陽能、風能和綠色氫氣等可再生能源，不僅可以優化資源國的能源結構，減少二氧化碳排放，而且能與現有的油氣基礎設施很好地結合，實現油氣生產中的減排。但可再生能源的缺點在于利潤低，當下無法取代油氣收益。盡管近年來油氣價格持續低迷，但相比另行打造一個全新的可再生能源行業，多數資源國還是更愿意留在“舒適區”，繼續從事“能賺錢”的油氣業務。另外，近年來油價低迷和氣候保護訴求大大影響了流入油氣行業的投資，不少國際石油公司尤其是歐洲的公司在股東和政府的壓力下正在減少甚至考慮退出石油行業，這可能進一步導致油氣供應降速快于需求的下降，短期內致油氣價格走高，使資源國實現較高的利潤率，進一步加大資源國轉型的猶豫心理。

　　各種預測模型也都得出了人類還暫時無法脫離化石能源的結論，即石油需求前景難料，預測的不確定性非常大，即便是在最不利于化石能源的預測場景下，石油需求確實會出現極大幅度下降，但仍然是能源結構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國際能源署（IEA）的預測中曾假設在2021年完全停止啟動新的油氣勘探開采項目，但即便如此，結果顯示到2050年要實現凈零排放仍需存儲76億噸的二氧化碳。鑒于全球轉型的速度具有高度不確定性，其在全球范圍內對油氣需求的影響也將極不均衡。過早退出這樣一個成熟的戰略行業將使資源國失去重要的收入來源，也很難為資源國所接受。

　　還有一個原因是開采成本。以油氣資源國的油氣儲量的性質和規模，特別是中東國家，在開采成本上有著先天的成本優勢。油氣銷售的豐厚收益也利于其進一步開展技術研發，不斷提高效率和降低成本。中長期看，低成本資源國可將高成本資源國逼出市場，由此獲得更多的市場份額，一定程度上抵消低油價、收益下降帶來的負面影響，從而鞏固資源國保持現狀的決心。

　　由石油進口國倡導發起的碳稅，一定程度上可以起到調節能源消費國和資源國兩者之間的落差，獲取一部份利益。但已有研究表明，碳稅的征收可能引起資源國抵制，刺激其加速開采，破壞環境。這一可能性也被稱之為綠色悖論。也正是出于這些原因，尋找一條雙方都能樂于接受的轉型路徑成為現實的選擇。

　　資源國實施CCUS的理由

　　西方學者因此提出以CCUS為基礎的碳匯機制，促進全球，尤其是資源國實現能源的軟過渡。碳匯是指通過植樹造林、植被恢復等措施，吸收大氣中的二氧化碳，從而減少溫室氣體在大氣中濃度的過程、活動或機制。而CCUS則是通過能源生產過程中對碳進行存儲或利用來實現減排。CCUS技術對資源國的好處和優勢也是顯而易見的。

　　一是有助于資源國確保其生產過程和核心油氣產品的減排競爭力。鑒于歐盟進口國已經推出了終端產品碳稅，除了借助其原有的成本優勢外，資源國還可以通過CCUS實現二氧化碳減排從而提高產品的競爭力。這包括生產過程和消費過程兩個方面的減排。在油氣生產過程中，沙特阿拉伯等資源國的原油含碳量本身較低，且在基礎設施上投入巨大，極大地減少了天然氣空燃和甲烷排放，因此已經具備了一定優勢。但真正的挑戰在于如何減少來自天然氣/石油產品消費的排放。而這正是CCUS在資源國政策和戰略中發揮重要作用的根本所在。

　　二是CCUS可以降低資源國實現氣候目標的成本，確保能夠持續獲取更低成本的化石能源。研究表明，CCUS在實現僅增溫2攝氏度的前景中將扮演重要角色，且其重要性不會隨時間的推移而減小。

　　三是來自國際上的壓力。國際上對去碳化提出了更嚴格的要求。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希望通過生物或地質方法減少碳量，實現負排放和將地球升溫控制在1.5攝氏度以內。而CCS（碳捕集和儲存）能提供長期儲碳方案，是對自然儲碳方法的有力補充。資源國擁有得天獨厚的地質條件實施CCS，可以將之作為CCUS的一部分，應對難以脫碳的行業的去碳問題。

　　四是鋼鐵和水泥等一些能源密集、難以減碳的行業，是當前不少資源國的工業化和發展的戰略核心，對于這些行業的減排，CCUS是唯一可行的技術，因而也成為這些國家這些行業保持競爭力的關鍵。

　　五是CCUS是資源國能夠取得明顯競爭優勢的領域，結合其地質存儲能力和無數的枯竭油氣田、完善的基礎設施，以及多年來積累的相關經驗，建成CCUS行業不僅能為減排做貢獻，而且是對其經濟多樣化計劃的一個有力補充，同時也有利于尋找碳利用的新途徑。

　　最后，正如一些研究人員所指出的，通過政策控制排放，如限制油氣的消費或開采，本身不符合經濟邏輯，也并不能構成解決方案。另外，過度聚焦排放率的政策，尤其是在依賴油氣收益的資源國和發展中國家，將使經濟增長和氣候保護成為一組矛盾。更現實的做法是重新定義氣候變化問題，允許資源國繼續生產，但需通過CCUS對其產品進行去碳，保證累積排放量不超過一定限額。

　　在資源國推廣CCUS所面臨的挑戰

　　可以說，CCUS等技術的應用為資源國提供了在凈零排放的大環境下繼續開采油氣的可能性，同時也有助于其應對氣候變化。這與碳稅一類的供給側控制政策相比，更為現實也更具可行性。但CCUS等減排技術也有不少缺點，首先是其成本較高，且存儲的安全性和持久性仍沒有得到很好的驗證。有CCUS的懷疑論者認為，CCUS會拖慢社會變革，讓人類繼續容忍化石能源生產，阻礙各國研發清潔能源技術的進度。另外，對于如何具體布局、實施CCUS技術，也很少有指導性的建議，嚴重影響了資源國在氣候變化談判中發揮更具建設性作用，也打擊其參與氣候變化解決方案的積極性。

　　目前，全球的CCUS項目為數不多，大多位于歐洲的能源消費國境內。據國際能源署近期的數據，全球現有22個大型商業CCUS設施在運營，但年碳捕獲能力僅為4000～5500萬噸。但在全球范圍看，CCUS的推廣前景有所改善，近期約有至少40個商業項目獲得官宣，在2020年5月到2021年5月間，各國政府承諾的CCUS項目投入達120億美元，私營部門有約價值300億美元的CCUS項目將進入最終投資決策階段。據估算，這些CCUS項目未來將使全球碳儲存增加至每年約2.2億噸，盡管如此，這個數據還是遠低于國際能源署可持續發展情景中每年8億噸碳的儲存目標。

　　許多資源國認識到了氣候變化的威脅，并采取了與過去截然不同的做法，愿意動用技術和財政資源，帶頭采取措施應對氣候變化。沙特一直在倡導循環碳經濟(CCE)方法及其4R方針，即減少、再利用、循環利用和去除，通過利用其現有資源，積極部署CCUS和DACCS等技術來減少凈排放。從資源國角度看，基于碳匯的緩解戰略更符合資源國的現實情況，它們在氣候變化談判中承認各國國情的差異，認同多樣化過渡方式的合理性，提出了“公平轉型”的概念。

　　在資源國推廣CCUS技術，首先需要打破技術封鎖和壁壘，掌握CCUS技術的發達國家應主動讓利，向資源國轉讓相關技術；其次是消費國與資源國之間，資源國與資源國之間應展開深入合作，分擔開展CCUS項目的高昂成本，從而盡可能地在全球氣候應對的大框架下，將全球升溫控制在兩攝氏度以內，減緩氣候變化對人類的影響。

　　（作者單位：石油勘探開發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