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6月28日至29日，G20大阪峰會召開，重點討論了世界經濟和貿易、數字經濟、包容和可持續發展、能源、環境等議題。在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全球經濟放緩、國際局勢充滿不確定的當下，走過20年歷程的G20峰會格外引人注目。如何理解G20的演進與未來發展，如何共同應對氣候變化，如何理解G20和全球能源治理的關系？本期“石油時評”特別推出——

　　建立低碳共同體集體應對氣候變化

G20大阪峰會6月29日下午通過首腦宣言，落下帷幕。氣候變化問題是這屆峰會的議題之一，也是20國集團中意見比較不一致的問題。除了已退出《巴黎協定》的美國外，19國首腦在宣言中重申了他們全面落實巴黎氣候公約的承諾。由于美國的反對，本屆峰會在應對氣候變化方面沒有取得實質性進展。中法及聯合國在峰會期間成功舉行了氣候變化問題三方會議，中方表達了三點立場：不折不扣履行在《巴黎協定》當中的承諾，加速調動全社會的資源和力量應對氣候變化以及促進可持續發展，集體應對氣候變化。

大量排放的二氧化碳被認為是氣候變暖的最大元兇。5月3日在夏威夷測定的大氣中二氧化碳濃度已超過了415PPM，這被認為是80萬年以來的最高值。人類已經沒有為氣候變化問題爭吵的時間，必須盡快行動起來。筆者認為，建立低碳共同體是集體應對氣候變化的具體方法。

實現低碳社會，并非單純為解決全球變暖問題而忽視人類生活質量的舉動，而是在解決全球變暖問題的同時，實現經濟、環境與社會的和諧，創建可持續發展并具有活力的社會。

實現低碳社會不僅可以削減二氧化碳，而且可以改善能源結構、導入環保可再生能源、改善產業結構、提高能源的使用效率、解決酸雨等公害問題，還可以改善人們的生活方式、抑制人口增長、大幅度增加植被面積等，即使沒有全球變暖問題，這些也是人類社會追求的理想形態。G20各國目前所面臨的國內環境問題與全球環境問題并不相悖，實現低碳社會可同時解決這兩大課題。

溫室效應氣體具有長期影響力，從科學的角度分析，抑制二氧化碳排放，實現低碳有三種行為方式：

第一種方式稱為無后悔行為。也就是說，即使氣候變暖與二氧化碳排放沒有關系，即使將來的氣溫并不會上升，我們也依然要采取的行動，便是無后悔行為。這類行為是保持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必然選擇，如植樹造林、節能減排等。無后悔行為是人類減少二氧化碳排放的主要策略。

第二種方式稱為最小后悔行為。這類行為主要包括風能、太陽能、生物質能等新能源的開發活動。與傳統化石燃料相比，新能源的開發成本較高，開發利用存在一定風險。但為了優化能源結構，保證能源供應的永續性，即使沒有氣候變暖問題，依然要發展這類能源，甚至在有風險的情況下也要進行，這就是最小后悔行為。

第三種方式稱之為特化行為。主要是指將人類排放的二氧化碳進行捕獲、封存，這是專門為應對氣候變化而想出的辦法。封存人類排放的二氧化碳可解一時之困，但目前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具有成熟的技術。

如上所述，世界各國面臨著發展經濟、克服污染和應對全球變暖的問題，環境能源領域的國際合作潛力巨大。世界各國的最終目標是實現可持續發展，希望各國通過雙邊和多邊合作(第三國市場合作)提供資金、技術轉讓和能力改進等，推進利益共享、責任共擔的跨越國界的廣域低碳共同體。為了實現這個共同體，從第三國市場合作體系，排污權交易市場設計，環保產業，中日韓核能安全保障系統建設等方面推進各國的多邊合作與全球治理系統的完善，實現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SDGs。(作者周瑋生為日本立命館大學政策科學部教授、立命館孔子學院名譽院長)

　G20機制20年演進與中國應對

二十國集團(G20)6月28至29日在日本大阪舉行第14次首腦峰會。自1999年正式成立以來，G20機制已經走過20年。從早期的部長級會議(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機制)到2008年以后的首腦峰會，其層級不斷提高、影響力穩步擴大，已取代七國集團(G7)成為“全球經濟治理的首要平臺”。而中國則在這一歷史轉折中發揮了獨特的重要作用。

作為國際社會應對2008年全球經濟危機的制度性產物，G20峰會機制在過去11年中為全球經濟金融的發展與改革提供了新的動力。然而，在G20機制自身固有缺陷、當前全球經濟低迷、貿易保護主義泛濫、民粹主義盛行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機制本身以及包括中國在內的全球治理主體都面臨新挑戰。

　　G20機制的困境

促成二十國集團(G20)機制產生的機緣是兩場沖擊全球的金融危機。為盡快恢復本國經濟以擺脫危機，發達國家借助新興經濟體的資源和支持，促成了G20從部長級會議升級為領導人峰會機制，并由此逐步取代G7/G8峰會在討論國際經濟金融事務中所發揮的核心作用。

近年來，隨著反/逆全球化、民粹主義、孤立主義、貿易保護主義等思潮的興起，以及大國間結構性矛盾的上升，全球治理面臨新困境，G20機制也同樣面臨新挑戰。

(一)G20機制自身性質和組織形式存在固有缺陷。

G20內部存在三個組合：一是G7，就世界經濟和金融面臨的主要問題在發達國家內進行協調；二是金磚國家組織，在G20期間也將就重大國際議題協調立場；三是中等國家或者中等強國組成的稱為“MITKA”的集團，成員包括墨西哥、印尼、土耳其、韓國和澳大利亞。它們游離于前兩者之間，希望“抱團取暖”，增加發言權。因此，G20具有先天的臨時性、非正式性和不穩定性，譬如三個集團間權力不均衡、缺乏凝聚力、合力不足等。這些特性共同導致了G20的低效性，如議程的泛化等。

(二)全球治理新形勢給G20機制帶來新挑戰。

一是低速增長的新常態。全球經濟發展總體趨勢為低速增長，新的危機和風險卻在上升。二是爭奪存量的新博弈。在全球經濟增長趨緩的背景下，各國都傾向于加緊“多分蛋糕”，而不是想辦法“做大蛋糕”。三是科技外溢的新效應。科技革命盡管有力提升了全球生產力，但由此在收入分配方面造成的新鴻溝未能有效彌合，于是在發達國家產生新的國內矛盾，同時還向國際社會外溢。四是世界秩序的新亂象。

(三)西方國家對G20機制的重視度大幅降低。

歐盟內部的分裂更使其僅關注與自身有關的議題，而忽略全球治理。日本則希望借2019年大阪峰會為2025年大阪博覽會預熱、鋪陳，遂提出“社會5.0”概念。特朗普政府對全球治理、G20峰會的認知、立場和行為都產生了質變。

　　中國的應對與思考

作為推動G20落實“杭州共識”最重要的行為主體，中國盡管通過該平臺積極參與全球治理，積累經驗并取得成效。然而，在最近三年的全球治理實踐中，“杭州共識”在加強各國政策協調、創新增長方式、改革經濟金融治理機構、促進貿易和投資便利化、推動包容和聯動式發展等領域的努力也遭到了一定阻力。西方老牌發達國家在全球治理的經驗、資源、手段上仍明顯優先于中國。這導致中國通過G20杭州峰會對全球治理體系貢獻的增量改革面臨被西方大國“開倒車”、污名化、邊緣化的風險。

盡管G20面臨種種挑戰，但它仍然是中國積極參與、引領全球治理的重要平臺。而作為負責任大國，中國不僅需要利用好這個平臺為國家發展、民族復興創造更好的國際環境，同時也是為國際社會，尤其是廣大發展中國家提供更多的公共產品，攜手構建更加公平、合理的國際新秩序，為最終建成“人類命運共同體”奠定基礎。基于上文的分析，中國在現階段可以從以下措施入手，在進一步夯實杭州共識、捍衛國家利益的同時，推動全球治理的發展與G20機制的進一步優化。

(一)中短期延續杭州共識、捍衛中國方案的策略思考。

第一，借助G20峰會促進大國協調。首先，大國協調中最重要的顯然是中美協調，即避免兩個大國間對彼此的戰略意圖和能力產生致命誤判。其次，借助參加G20峰會與東道國拉近距離，開展公共外交也是題中之意。再次，中國可以借G20峰會夯實與新興大國的關系，繼續與它們一起尋找共同利益和共同語言，協調立場，一齊發聲。

第二，以G20峰會為平臺占據國際道義制高點，推動國際制度和國際組織改革。中國不妨在G20峰會平臺全面闡述有關WTO改革、提高政策透明度、鼓勵市場競爭、捍衛公平貿易原則等中國主張。

第三，高度重視G20配套活動，以打造更加豐滿、立體的國際形象。中國國家智庫、高校智庫、社會智庫都應積極參與G20峰會的籌辦、參會和后續工作，從而打造更加豐滿、立體的中國國際形象與影響力。

第四，借助“一帶一路”、亞投行等政策抓手落實“杭州共識”，不斷擴大國際社會的接受度，并在促進“五通”的共同實踐中加以打磨、完善。

(二)中長期進一步優化G20架構、推進全球治理改革的策略思考。

從中長期看，未來5至10年將是全球治理“中國方案”全面推進、開花結果的10年。盡管仍面臨空前的挑戰和阻力，但中國崛起的國家實力、中國方案自身的價值與全球吸引力，都為中國推進更加公平、包容、可持續的全球治理提供新動力。為延續杭州峰會的成果，同時應對新的挑戰，切實推進全球治理中國方案的落實，具體可從如下方面入手：

第一，針對世界大國實力消長與全球治理架構的現實，確立更加符合實際的全球治理目標和戰略預期；適度調整對G20的認知與心態，在全球治理中聚焦力所能及的重點領域。中國在繼續利用G20平臺積極參與全球治理的同時，宜把重點錨定在聯合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WTO、APEC等多邊和區域機制，且仍以雙邊外交和雙邊經貿關系為基礎。在重新調整對本國實力、全球治理能力與G20潛力的認知之后，中國不妨將G20作為中國展示形象與主張的外化特色與傳播平臺，從而更加務實、有效地使用該平臺。

第二，借助金磚國家、上海合作組織等多邊架構，加強與新興經濟體在國際經濟金融治理領域的協調協作。全球日益高漲的“反全球化”浪潮源于西方國家在當前特定階段出現的區域和周期性倒退。該浪潮已經在發達經濟體中引發交叉傳染式的貿易保護主義、貿易增長緩慢、移民政策收緊，從而間接導致全球化的引擎從發達經濟體轉向新興經濟體。因此，中國不妨借助金磚、上合等多邊組織，加強與新興經濟體在國際經濟與金融治理的協調與協作，共同捍衛自由貿易、開放市場的價值觀，并抓住下一輪全球化將帶來的機遇。

第三，在國際金融領域，審慎應對并利用當前的世界經濟“美元退潮期”。長期來看，美元加息可能迫使西方企業債市場被迫持續去杠桿化，形成“債務懸崖”，從而因遏制創新而間接打擊世界經濟。除了美元自身的問題，美國政府惡意利用其美元霸權，頻繁使用金融手段制裁、打壓他國，也迫使更多國家從國家安全與戰略的角度警惕美元。尤其是俄羅斯、伊朗等近年來飽受美國金融制裁之苦的國家正謀求加強國際金融合作，希望通過強化在國際支付與清算領域的協調來破除制裁，從而捍衛本國金融經濟主權。為逐步發展起自己的供應鏈和價值鏈系統，中國也不妨在國際貨幣結算清算系統中加強與俄羅斯、歐盟等方的協作，適度、逐步遞減對美元的過度依賴，從而加強中國的貨幣—經濟主權，并推動全球經濟金融治理朝著更加公平、正義的方向發展。(作者王文為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執行院長，王鵬為人大重陽副研究員)

　　專家視點

　　積極扶持G20成為全球經濟治理“首要平臺”

G20是中國為全面應對全球政治、經濟、安全、文明挑戰首次主動提出中國方案，拿出中國力氣的全球治理平臺。中國通過G20開始重新認識世界，世界通過G20也重新認識中國。

目前特朗普政府“美國第一”利己、狹隘的民族主義和單邊主義，對中國的“全面戰略競爭”，造成中美關系的惡化。這不僅為雙邊關系增添了不確定性和不穩定性，還可能使G20成為中美博弈在多邊領域的“角斗場”之一。

中國作為負責任的全球性大國，不管國際風云如何變幻、大國關系如何糾纏復雜、全球治理如何困難，都需要克服阻力，努力支持大阪峰會取得實際成果，積極扶持G20成為全球經濟治理的“首要平臺”，努力創造條件落實歷屆G20峰會的各項決定。

——外交部前副部長、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高級研究員、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主任何亞非

　　用中國的胸懷和智慧力促達成共識

美國退出《巴黎協議》，威脅退出WTO，帶頭挑起貿易戰，實際上是把美國對G20的承諾放置一邊。而特朗普上任的三年，更是讓世界人民看清了美國式的自戀和失信。美國式的退群和制裁，致使世界經濟危機四起。

我們要抓住大阪峰會的機會，拿出中國的胸懷和智慧，力促美國遵守G20達成的共識，同時呼吁各國共同遵守G20承諾，維護G20信譽。這有助于恢復世界經濟治理的秩序，推動全球經濟持續增長。

——中國銀行前副行長、人大重陽高級研究員、全球治理研究中心學術委員會主任張燕玲

　　兩國元首會晤引發廣泛關注

G20峰會期間，中美元首會晤引起廣泛關注。中美作為世界上兩大經濟體，兩國關系將會影響G20的發展走向，也會影響世界的和平與穩定。

在中美經貿摩擦的大背景下，雙方元首舉行面對面會晤，對于直接化解矛盾分歧、預防危機升級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不過，自去年3月對華發動貿易戰以來，美國屢次出爾反爾，使得談判進程異常曲折，所以也要對此次會晤有足夠的思想準備。

由于特朗普政府的對華政策發生了變化，將中國定位為競爭對手，所以即便此次會晤能夠取得進展，也要明白中美關系總體跟過去相比有了根本性的變化。

中美合作是推動G20發展的動力之一，當下美國對自由貿易態度的轉變，使得G20峰會的發展動力受阻，中美在G20框架下的合作也變得困難。但從中國的角度來說，G20是最有代表性的國際經濟治理平臺，應該繼續積極參與G20并且發揮主導作用。

——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研究員、《現代國際關系》常務副主編孫茹

　　當下我們面臨的危機究竟是什么

當前世界出現的危機，并非像過去那樣是發展中國家的危機，而是諸多發達國家出現了危機，比如美歐等地區。一些國家和地區很少從自身找原因，反而把責任歸咎于其他國家。因此有人認為自己所謂自由民主的制度和模式是不會出問題的，而中國作為逐漸強大、從全球化中受益的國家才是造成當前困境和問題的原因。

事實上，這也是G20面臨的現實背景和最大困境。深究當下危機的根源，并非是權力結構的變化，東西方力量的對比，意識形態的沖突，而恰恰是國內的治理。很多國家面臨著無法解決的國內問題，所以就把問題轉嫁到國際上。作為全球治理的重要平臺，G20起著關鍵作用，如果不能抑制這樣的趨勢，全球治理就無從開啟。

——北京師范大學“一帶一路”學院副院長張勝軍

(人大重陽，G20大阪峰會與中國利益主題研討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