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期間，為支持企業復工復產、共渡難關，國家發改委出臺《關于階段性降低企業用電成本支持企業復工復產的通知》，自2月1日至6月30日，統一按原到戶電價水平的95%結算。優惠覆蓋范圍是除了高耗能行業以外，執行一般工商業及其他電價、大工業電價的電力用戶。

到底有哪些用戶可享受電價優惠？特定條件下，高能耗行業的界定可否適當調整？經提標改造，部分企業的能耗水平已達國際先進，“高耗能”標簽能摘除嗎？上述政策一出，很快在業內引發爭議。

對此，國家發改委于近日補充印發《關于明確階段性降低用電成本政策落實相關事項的函》，進一步明確高耗能行業范圍。除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業，電力、熱力生產和供應業等六大行業外，其他工業用戶及全部商業用戶均可享受優惠。“高耗能”爭議背后的焦點，值得關注。

　　多省行業協會聯合申請“降電費”

“面對復雜嚴峻的形勢，各省化肥企業不等不靠，及時恢復釋放化肥產能，履行保春耕化肥供應的社會責任。同時，多家化肥企業在轉型升級中提高了化工產品比例，疫情期間捐獻了大批雙氧水、次氯酸鈉等疫情防護物資。為支持農業春耕生產，特建議對化肥生產企業用電執行階段性降價政策。”近日，記者獲悉一份《關于申請化肥企業生產用電執行階段性降費的報告》，由山東省化肥和煤化工行業協會、山西省化學工業協會等六省行業協會聯合上書，向國家發改委、工信部提出申請。

作為傳統高耗能行業，化肥企業無法享受階段性優惠電價。除保供需要，上述申請還認為，“蘇魯豫冀晉皖六省乃至全國化肥企業大多以煤炭為原料，盡管煤炭屬于能源，但對于包括尿素等的化肥生產企業來說，煤炭僅僅是作為生產原料，而不是燃料，不宜作為能源消費統計。”

多家化工企業負責人也向記者坦言，經多年技術升級、節能改造，化肥行業的單位能耗已大幅下降。尤其是龍頭企業，雖然以煤為原料，但通過清潔氣化、多元聯產、節能減排等措施，可實現煤炭清潔高效利用，部分企業還入選了國家認定的能耗“領跑者”名單。“不看具體指標，僅僅因為‘高耗能’標簽就無法享受同等優惠，我認為不合理。”山東某化工企業負責人稱。

就在上述報告發出不久，河南省石油和化學工業協會也提交申請，懇請給予氯堿企業階段性電價優惠政策。由于電力成本的占比達60%以上，電價高低直接關系企業效益。“疫情期間，很多企業克服困難、加班加點生產消殺用品，最大限度保障防疫需要。且河南及國內多家氯堿企業的能耗水平、排放標準等，已處于世界領先地位。盡管屬于高耗能行業，若不能根據實際情況進行區分，對處于防疫保供一線的企業極為不利。”協會副會長趙保軍表示。

　　高耗能企業不宜“一刀切”

截至記者發稿，上述申請暫未獲得回應。但國家發改委已通過公開函件的形式，進一步明確《通知》所指的高耗能行業，包括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業，化學原料和化學制品制造業，非金屬礦物制品業，黑色金屬冶煉和壓延加工業，有色金屬冶煉和壓延加工業，電力、熱力生產和供應業。在多位業內人士看來，爭議背后，也暴露出高耗能行業管理“不精準”“不細化”的現實。

記者了解到，從國家到地方層面，高耗能行業不僅是行政審批、監管的重點，也是升級改造的難點。差別化電價、階梯電價、緩批限批等方式，成為實施管理的長期手段。

“明確高耗能行業的界定范圍，并將其作為節能降耗的重點管理對象，這些舉措沒有問題，理應嚴格約束高耗能行業。但具體到細分領域、具體企業，一味戴帽子、貼標簽也是不公平的。”工信部國際經濟技術合作中心能源資源環境研究所所長毛濤稱。

毛濤認為，隨著工藝進步、技術升級，企業用能管理水平越高，單位產品能耗越低，不應否定行業標桿企業的先進性及引領作用。“例如，工信部定期開展‘綠色工廠’評定，就將能耗作為關鍵指標之一。針對高耗能行業，企業能耗水平原則上達到或優于相應國家能源消耗限額標準先進值，也可享受優先融資支持、不納入錯峰生產管理等政策。”

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資源與環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長李佐軍看來，出現爭議的主因之一，是現有政策精準度不夠、管理針對性不強。特定時期制定的標準，更多反映當時或一段時間內的情況，但不一定能覆蓋動態變化。隨著行業結構調整，標準、制度也應根據實際做出適應性調整。

“技術、工藝不斷進步，能耗約束指標如何相應調整？同一行業，不同細分領域、不同企業甚至不同環節的能耗水平不同，管理如何區分？”李佐軍舉例。

　　能效管理與經濟發展不是“對立面”

如何進一步提升對高耗能行業的管理？國家生態環境部綜合司司長徐必久表示，首先要明確，作為重點治理對象，高耗能行業非但沒有因此受限，反而保持了較快增長速度。

徐必久向記者提供一組數據：2019年1-11月，在工業增加值上，全國高耗能行業保持較穩定增長。有色、鋼鐵、建材、電力行業的增加值，均顯著高于5.6%的全國工業平均增速。在產品產量上，全國粗鋼、乙烯、焦炭、水泥、平板玻璃同比分別增長7.0%、9.3%、5.9%、6.1%、6.9%。在重點區域上，高耗能行業產品產量增長勢頭明顯，例如山東、陜西焦炭產量同比分別增長24.8%、21.9%。“無論從主觀愿望、還是實際效果來看，兩者都是正相關，不是非對立面。”

在堅定“約束性政策”不動搖的基礎上，毛濤表示，對高耗能行業的管理要“大棒”與“胡蘿卜”兼備。一方面，對相關企業提出硬要求，規范其嚴格執行標準制度；另一方面，也要拿出一些合理的支持性政策，以鼓勵高耗能行業中的優秀企業，推動其更好發揮引領性作用，帶動更多企業節能降耗。

這一說法得到李佐軍的贊同。“在統一約束的前提下，高耗能行業內部不應籠統歸類。結合不同企業的實際情況，盡早告別粗方式管理。比如，采用智能化、信息化手段，實現對細分企業的監控，及時掌握能耗變動情況，就能根據數據提出細分策略。操作層面的難度增加了，但管理更加精準。”

據工信部節能與綜合利用司司長高云虎透露，2016-2019年，全國單位工業增加值能耗預計累計下降15.6%，已實現“十三五”規劃預期進度。但同時，部分企業的綠色發展水平依然落后，工業各行業內的企業水平也參差不齊。對此，加快實施綠色制造工程、建立典型動態管理機制，并實施工業節能診斷和節能監察，是下一步工作的重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