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下半年和2009年，情況相當糟糕——遠比官方公布的年度GDP同比數據可能表明的情況更糟。如果你按照西方慣用的方式，根據逐個季度的數據重新計算中國的GDP，就能看出，去年下半年的經濟增長率大幅下跌，幾乎接近于零”

　　編者按：

　　近日，摩根士丹利亞洲區主席史蒂芬·羅奇在接受專訪時，就中國消費與儲蓄表達了自己的觀點。羅奇認為，中國應通過提高私人消費來推動經濟增長，如果在社會保障、退休金等方面積極采取行動，這一目標可以達到。

　　羅奇同時指出，中國針對全球金融危機采取的應對措施在恢復短期經濟增長方面已經取得了成功，但也增大了導致長期經濟問題的風險。以下為羅奇部分觀點原文：

　　我認為，中國的消費如此之低主要有兩個原因。當鄧小平在20世紀70年代后期提出改革開放中國經濟時，中國經濟當時已瀕臨崩潰的邊緣。因此，他們需要一種能快速見效的應對方案，他們需要這種方案能在很短的時期內穩定經濟。所以，投資/出口型的經濟模式應運而生，而且得到了大力推行。這種經濟模式也確實開始收到立竿見影的效果。

　　第二個原因是，當中國以出口/投資導向的經濟模式開始生效時，全球化的理念正日益被世界所接受，貿易壁壘被打破，全球貿易在世界GDP中所占的份額開始大幅飆升。因此，中國不僅為自己的目的實現增長，她也受到貿易全球化以及增加全球貿易份額以便提升自我開放的能力的誘惑。

　　因此，中國一直保持了對出口和投資的高度重視，而忽視了通過提高私人消費來實現經濟增長所需要進行的持久努力。中國始終沒有真正有過一個“補救計劃”。由于沒有真正重視國內私人消費和建立社會保障網，中國今后的發展將會遇到很大的問題和麻煩。

　　在我過去12～15年對中國研究中，我體會到，當中國當局終于認識到遇到了一個嚴重問題時，千萬不要低估其解決這個問題的承諾和決心。我認為，在5年之內，將消費在GDP中所占比例提高到50%是一個比較現實的目標，我今年早些時候在北京已經談到了這一點。

　　我認為，中國人能夠實現這一目標。這是一個大舉措，在5年內，要把消費占GDP的比例提高14～15個百分點。我認為，如果在社會保障、退休金，以及全民醫療保健方面積極采取行動，這一目標是可以達到的。

　　我認為，主要的障礙是說服人數眾多的一代中國工人和中國家庭——他們在國有企業改革中失去了“鐵飯碗”，也失去了過去在國有企業體制下享有的社會保障網——要使他們相信，開始降低過高的預防性儲蓄是可行的。有人說，“高儲蓄是亞洲的一種文化現象。”我完全不同意這種說法。我認為，過度儲蓄主要是一種需要，而并非文化基因使然。只要中國政府當局真正為百姓提供社會保障，勸導中國家庭降低儲蓄，就可以改變儲蓄動機。

　　2008年下半年和2009年，情況相當糟糕——遠比官方公布的年度GDP同比數據可能表明的情況更糟。如果你按照西方慣用的方式，根據逐個季度的數據重新計算中國的GDP，就能看出，去年下半年的經濟增長率大幅下跌，幾乎接近于零。

　　在主要依賴出口的廣東省，出現了大規模解雇的情況;政府承認，至少有2,000萬外來工失去了工作。因此，中國再一次迫切需要經濟增長，而且是立竿見影的增長。中國對此采取的應對措施是：首先，啟動了4萬億人民幣的大規模經濟刺激計劃，其中72%投資于基礎設施建設。然后，放松了對銀行貸款的約束。他們創造了最高的6個月放貸紀錄：在2009年1月到6月期間，貸款金額高達約7萬億元人民幣。

　　我在為《金融時報》所寫的文章中指出，在我看來，由于對增長的需求是如此迫切，中國政府只能選擇在很短的時間內，盡可能獲得最大的增長。他們結果刺激的或許是中國經濟中最失衡的部門：固定資產投資。該部門在去年年底占到了GDP的40%，現在或許已經占到GDP的45%以上。在二戰后的現代化時期，在任何主要的經濟體中，我們都從未看到固定資產投資在GDP中占有如此高的比例。

　　我認為，中國有潛力成為全球經濟增長的一個主要發動機。不過，我認為，期望中國能在這次后危機時代就馬上擔當起這一角色并不現實。我想，中國還需要花3年更可能是5年～10年的時間，才能使其經濟達到所需的那種平衡和規模，能夠去填補由于世界上規模最大、最有活力、最強大的消費者群體美國消費者的衰落而將要留下的——或者正在留下的——空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