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為一家農藥企業的制劑研發實驗室。        

近年來，農藥制劑的清潔化生產備受關注。圖為江蘇一家企業研發的環保制劑生產設備          

    4月底，中國農藥工業協會舉辦了第三屆環境友好型農藥制劑加工技術及生產設備研討會。在會上，記者了解到，近年來不少業內人士與企業負責人越來越重視發展農藥制劑，環境友好型制劑也成為出席會議的政府官員、科研院所負責人和企業代表們熱烈討論的問題。

　　和農藥原藥相比，發展農藥制劑有什么優勢？國內制劑企業的現狀如何？未來發展方向又是什么？帶著一系列的問題，記者采訪了多位業內人士。
　　
　　
　　發展農藥制劑是大勢所趨
　　
　　
　　為什么要重視農藥制劑的生產與研發？業內人士指出，因為發展制劑已是大勢所趨。

　　首先是制劑對環境的影響小。以目前世界上產量最大的除草劑草甘膦為例，據測算，每生產1噸草甘膦原藥就會產生1噸以上難以處理的廢水。這些廢水具有污染物濃度高、難降解化合物含量高、污染物成分復雜、治理難度大等特點，長期使用容易造成土壤鹽堿化，帶來嚴重的污染問題。為此，工信部2009年出臺的1158號公告規定，從2010年起，占我國草甘膦市場近九成的10%草甘膦水劑退出市場。近年來，我國的新安股份、沙隆達、好收成、捷馬化工、四川福華、四川貝爾、南通江山等草甘膦生產企業相繼推出30%草甘膦水劑及以上的高含量制劑，以達到國家的環保要求。

　　“制劑加工猶如廚師燒菜，原料固然不可或缺，但更重要的是加工。”上海農藥研究所高級工程師張一賓給記者打了個形象的比喻。他說，藥劑性能、應用對象、環境條件不同，對制劑的要求也就不一樣。如果說農藥是精細化工的話，那么劑型就好比精細加工。尤其是當今每畝田僅使用幾克、甚至不足1克的高效農藥，要求有更好的環保型劑型。毫不夸張地講，一個農藥品種的成功，一半在于劑型。”張一賓如是說。
　　其次是生產制劑的利潤率高。數據顯示，2008～2011年，我國主要農藥制劑企業的毛利率普遍高于原藥企業。以深圳諾普信為例，其2011年毛利率為42.52%，其中殺菌劑毛利率高達49.45%，殺蟲劑毛利率為44.16%。而相比之下，去年我國原藥企業的毛利率大多為20%左右。這說明，通過產品的深加工，處于產業鏈下游的農藥制劑盈利水平高于原藥。

　　先正達（蘇州）作物保護有限公司王慧梅表示，農藥制劑屬于高技術含量、高附加值的產品。通過制劑加工，不僅可減少用藥量、延長農藥使用壽命，還可以提高作物產量。因此，國內外大多數農藥企業都十分重視開發新劑型，以提高制劑質量。全球前十位的作物科學公司每年在劑型研發方面的投資總共高達50億美元。以先正達為例，該公司全球的研發人員共有5000余名，僅2010年的研發投入就高達10億美元。而與跨國公司相比，國內企業的競爭仍停留在低層面，產品同質化嚴重、銷售準入門檻低。隨著新的病蟲害越來越多，農民對藥劑的藥效時間和效果也要求越來越高，國內企業在這些方面還有許多不足有待完善。

　　最后，發展制劑是也國家政策的要求。工業和信息化部原材料司副司長袁隆華表示，“十一五”以來，依托國內農藥科研單位的力量，我國創制了殺蟲劑氯氟醚菊酯、除草劑甲硫醚磺隆、殺菌劑唑菌酯等15個具有知識產權的高效農藥品種，創制品種占常年使用農藥的比例已由5%提高至10%左右。但是，我國制劑產品的理化性質、生物活性等技術指標與發達國家相比仍有很大差距。這也導致很多國際大公司在購買我國的原藥后，利用先進的加工技術制成制劑，返銷我國。

　　為了幫助制劑行業轉型升級，早在2009年，工信部就已停止發放新的乳油產品生產批準證書。今年3月出臺的《農藥工業“十二五”發展規劃》也明確提出，要限期分批淘汰和禁用22種高毒農藥，淘汰《產業結構調整指導目錄》中的落后農藥產品和生產工藝技術裝備，并嚴格控制甲苯、二甲苯等有毒有害溶劑和助劑的使用，開發和推廣水基化農藥制劑。
　　
　　
　　我國制劑生產技術較落后
　　
　　
　　雖然業內已經達成共識，認為發展農藥制劑非常重要，但記者通過采訪了解到，目前我國農藥制劑的生產也面臨一些問題，特別是制劑技術落后。“長期以來，我國制劑企業普遍存在工廠整體設計不合理、設備簡陋、工程化和連續化生產水平低、跑冒滴漏嚴重、產品質量無法保證等亟待解決的問題。”中國農藥工業協會理事長羅海章說。

　　安徽省國家農藥制劑工程技術中心高級工程師戴權表示，農藥制劑發展到今天，已經形成了固定的幾大板塊，其中固體劑型是較大的一類，以可濕性粉劑為典型代表。在國家出臺相關政策限制乳油劑型，大力提倡環境保護的形勢下，固體制劑的科學合理發展就顯得極為重要。不過，目前我國固體制劑的生產技術還比較落后。中國的農藥工業發展到今天，原藥生產技術已經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但是制劑的技術相對滯后。而在制劑生產的各項技術中，要數工程化技術最差。

　　上海市農藥研究所高級工程師冷陽表示，目前國內絕大多數固體農藥制劑的生產車間都沒有經過系統的工藝流程設計，“基建先建房、設備搬進場”成為大多數企業的寫照。有的企業車間現場粉塵飛揚，地面無處落腳，主要泄漏處空氣中粉塵含量高達600～700毫克/立方米。由于自動化水平低，一些企業的物料輸送主要依靠搬運，小車、塑料桶、盆、勺、袋等齊上陣，班產1噸的農藥水分散粒劑生產線，有的用工人數高達10多人，自動化水平很低。而且由于農藥制劑生產屬于典型的苦、臟、累崗位，相關企業用工荒的局面正在逐漸蔓延。

　　“目前，國內只有少數農藥制劑企業在個別產品的生產中實現了連續化、自動化，大多數企業仍然采用工藝參數集中顯示、就地或手動遙控。中國以制劑生產為主導的企業不少，而制劑最為鮮明的特點就是產品具有多樣性，但是現實是不可能一個產品配一套專用設備生產。因此，要實現產品的更迭，生產工藝設計就顯得十分關鍵。但國內企業在這方面還比較缺乏經驗。此外，企業還應該在降低能耗、防止交叉污染上下功夫。”戴權如是說。

　　浙江海正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制劑車間主任王麗嬌表示，無論是可濕性粉劑還是水分散粒劑等農藥制劑產品，粉塵是最根本的問題，目前國內一些企業解決得還不好。這里面有設備問題，有管理問題，但最關鍵的還是中間過程的傳送問題。

　　據介紹，在上海農藥所專家的指導下，海正公司對殺蟲劑甲氨基阿維菌素、吡蟲啉的可濕粉及水分散粒劑的生產工藝進行了改造，除了實現兩種劑型聯產外，還實現了連續化生產。以甲氨基阿維菌素水分散粒劑為例，工藝改造前粉塵飛揚、物料堆放多，原料損耗為20～30千克/噸；改造后，粉塵飛揚得到了基本控制，由于沒有中間放料過程，車間變得干凈多了，原料損耗也下降到了5～10千克/噸。

　　此外，我國農藥制劑的構成也不夠科學，多為低端產品。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從20世紀90年代起，農藥助劑對有益生物的毒性就開始受到了人們的關注。發達國家相繼出臺了對農藥溶劑和助劑的相關管理規定，限制或禁止使用一部分有毒有害的溶劑和助劑。我國也正在逐步限制芳烴類助劑和其他安全性較差助劑的使用，并進行農藥制劑產品的綜合性安全評價。但是，最新統計數據顯示，目前，我國農藥制劑消費構成中，受限的乳油劑型仍占40%左右。這意味著，我國每年消耗30萬～40萬噸甲苯、二甲苯等輕芳烴類有機溶劑，給環境帶來不良影響。
　　
　　
　　農藥制劑應向高端化發展
　　
　　
　　針對當前的情況，不少業內人士表示，農藥行業要發展好制劑產品，需要從以下方面做出改進。

　　首先，劑型的發展要積極適應我國種植業的結構調整。羅海章認為，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農作物結構發生了很大變化，糧食作物種植面積明顯減少，而蔬菜、果樹、花卉及其他經濟作物種植面積大幅增加。針對這種情況，農藥制劑應在保證糧食安全的前提下，大量開發和生產適用于各種經濟作物防治病、蟲、草害的優質產品。此外，為了降低大量揮發性苯類有機溶劑對生態環境的污染，國家正在大力削減以芳烴為溶劑的乳油產品，鼓勵開發環保型的替代產品和替代溶劑，國內農藥制劑企業應往這個方向努力。

　　其次，制劑的發展要與資源及環境相協調。袁隆華談到，我們國家是一個農業大國，地域遼闊、地形地貌復雜，可耕地面積只占全國土地面積的14%，且多處丘陵山區，梯田面積接近4000萬公頃；大多數農作物仍為單家獨戶零散種植，較少規模化生產，且西部地區還經常出現缺水現象。實際上，我國人均自然資源比較缺乏，環境承載力比較脆弱。因此，我國農藥制劑的發展必須通過技術創新，認真解決當前生產實際中存在的各種問題，提高產品的質量性能和穩定性。同時，要加大開發新產品、高端產品的力度，著眼于未來，促使農藥制劑的發展與資源及環境相協調。

　　再次，新劑型的基礎研究有待深入。沈陽化工研究院有限公司丑靖宇博士表示，緩釋劑是農藥新劑型研究的一個重要方向，也是一種高端產品。微膠囊劑就屬于緩釋劑的范疇，是技術含量高且頗具發展前景的一種農藥新劑型。但是，當前國內對劑型穩定性、微膠囊的包覆率檢測手段等的基礎研究還有待深入。此外，微膠囊劑作為農藥新劑型緩釋化發展方向的代表劑型之一，其緩釋性能仍處于自由釋放而非控制釋放狀態，對緩釋性能的檢測仍處于摸索階段。

　　另外，我國平均每種原藥只能加工七八種制劑，而發達國家的每個農藥品種可加工成十幾種甚至幾十種制劑。農藥劑型有許多種，且各具特點。企業可根據不同目的和具體用途，從原藥活性成分的理化性質、與載體的相容性、制備的產品質量穩定性等方面，綜合考慮配制適當的劑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