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道烔2007年9月進入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工作。曾就讀于安徽大學、美國華盛頓大學、夏威夷大學；在澳門大學、日本國際大學、宮崎國際大學、中國人民大學任教；曾擔任中國人民大學國際政治經濟學系和國際能源戰略研究中心主任；曾任中歐大學、美國密歇根大學、香港大學訪問教授。

　　能源是國民經濟的命脈。在全球能源價格普遍上揚、資源獲取更加困難的大背景下，能源問題成為近幾年來“兩會”持續關注的熱門話題。

　　我國今后如何調整能源價格機制，怎樣調整能源戰略才能符合中國長遠發展利益，就這些問題，《石油商報》記者采訪了北京大學能源問題專家查道烔教授。

　　記者：今年政府工作報告對能源戰略地位進行重新定義，成立了政府層面的能源機構，您對未來的國家能源局怎么看？它能夠或者可以做哪些實質性工作？

　　查道烔：作為一個政府機構的名稱，能源局的前綴從發改委變成了“國家”。在兄弟部委中地位有了提高，這有助于政策協調。

　　其實，我國的能源問題從供應、價格到環保的演變，取決于很多的部委、企業、涉及很多的方面。如果新的能源局能夠做到讓其他部委、能源生產企業、能源消費企業、個人都能夠為自身的利益而參與應對相關問題的努力，而不是把這些問題都交給能源局的話，我們國家的能源難題也許將容易解決得多。

　　記者：我國能源體制方面存在的最主要的問題是什么？我國的能源定價機制方面存在哪些問題？在什么時機下可以調整？

　　查道烔：我們判斷一個決策機制有沒有出問題，取決于我們期望它推動實現的目標是什么。任何一個國家的能源價格政策目標，傳統上是以下三個方面：供應量充足、供應過程穩定可靠、價格水平用戶能承受。近年來，越來越多的人認為，必須把環境和生態上可持續的能源開發單列出來作為能源政策目標的第四個方面。

　　如果我們從供應量的充足和供應過程的穩定這兩個方面看，過去30年來，我們國家的能源狀況越來越好。因此，我們沒有理由認為我國的能源體制、能源定價機制必須有脫胎換骨式的轉變才能滿足經濟與社會發展需求。現在，能源體制成了公眾話題，問題主要出在價格水平的可接受程度上。

　　從媒體的言論中，我們不難勾勒出消費層的抱怨：每次能源調價都是在為了擴大能源企業的利潤空間，而這些壟斷性行業已經夠富有的了。人們更注重中國石油、中國石化總體上是盈利的、沒耐心去理會這些大公司說它們的煉油板塊虧損，也不愿意相信這些公司所說的“價格倒掛”，更不用說還會認同這些大公司向國家要求補貼的做法了。消費者們看到的是成品油價上升對他們自己生活的直接影響，有一種理直氣壯地要求終端能源價格走低的氣勢。

　　供應層，特別是大型能源公司，有足夠的理由說服政府價格管理和財政部門，為了維持足量、穩定的供應，就必須同意它們所提出的補貼要求。

　　由于政府在能源定價機制中發揮了中心作用，實質上，政府在承擔的是一個政治任務：如何讓終端消費者認同能源價格的定價基礎？

　　經過了幾輪國務院能源主管部門的調整之后，我國的能源決策機制中，特別缺乏的功能就是對能源各個環節的成本和收益鏈條進行跟蹤，經常性地向生產環節和消費者公布，定期更新并獲得利用這些信息的各方的信任，最后一點是最重要的。

　　一個理想的、同時也是給政府部門自己解套的能源價格機制應該是：政府不再決定能源價格水平的變化，而是專注采集、發布能源鏈條（開采、運輸、加工等）形成過程中各種成本、利潤等方面的信息，保障其真實性，懲治扭曲信息的行為。這樣，終端能源消費價格的形成將是一個自動機制，涉及能源生產和消費的各方將有機會自己測算價格變化的來臨。

　　記者：很多人都說正是中國能源的長期低價戰略，導致現在再次調整能源價格很難，您怎么看待？這種低價戰略對中國的節能減排是否也形成制約？

　　查道烔：由于終端能源價格形成的信息不完整，我們沒有依據去判斷目前的價格是被人為地抬高了還是壓低了。

　　主張“低價戰略”所依據的邏輯是：能源（特別是電、油、煤、氣）既是生產性資料同時也是生活資料，低價格有利于減少生產商的成本，從而擴大經濟規模；也有利于使大眾家居生活消費開支保持一個較低的水平，這樣反過來有利于個人對生產制成品的消費。從這個邏輯出發，維持低油價有助于個人決定購買汽車，而為了推動家用汽車行業的不斷增長，就應該把堅持低油價作為支持性政策選擇之一。

　　支持低價戰略的另外一個依據是社會穩定，因為日常必需品價格的上升，對富人不是問題，而對窮人則會帶來壓力；太多的窮人消費不起能源，就有可能成為社會動蕩的誘因。當然，對哪個地區的哪些人群而言，什么樣的電、煤、油、氣價格才是超出了支付能力的價格，則需要精確、細化的數據。這些數據又是我們目前所缺少的。

　　如果類似的“能源低價戰略”思維在我國能源決策界還有較大影響力的話，現在已經到了一個拐點，必須重新思考了。

　　首先，我國境內的主要能源儲藏（除了煤炭以外）已經不能滿足國內需求；其次，我國從國外進口能源，已經出現了有錢買不到的局面，而這種局面很可能是結構性、長期性的；第三，我國與能源資源開發相關的地質、水環境、空氣質量等問題已經很嚴重，受影響的首先是我們自己。

　　要實現節能減排，就必須依靠能源價格這根杠桿。價格水平與節能的意愿是成正比的。說得更明確一些：要想切實地節能減排，就必須接受高價格的能源。

　　食品，房子、醫療、教育不也是日常生活必需品嗎？這些商品和服務的價格能放開，為什么能源價格就非得那么矯情，需要從國家發展的戰略高度受到保護，維持一個低水平？

　　問題的實質，不全是價格的高低，價格形成的可信度同等重要。可信度問題不存在了，再高的價格也是可以接受的。

　　記者：將來應該向哪些方面調整能源戰略才能符合中國的長遠發展利益？這些調整還將會遇到哪些挑戰？

　　查道烔：我國已經開始實施的節能減排政策，符合我國的長遠發展利益。當然，這個政策方向，需要較長時間的堅持才會有效。與主要能源消費國相比，就生產領域的能源政策工具而言，我國與別的國家并沒有太多的不同。我們需要調整的戰略是：將抑制消費作為政府能源政策的重要目標。

　　其實，抑制消費作為能源安全戰略的一部分，特別是針對石油而言，在我國的學術研究層面，已經被看作是與“立足國內”、“開拓國際”、“建立儲備”同等重要的四駕馬車之一。

　　政府的源消費政策有必要給個人消費者發出有利于誘發抑制能源消費量上升的信號。這些信號包括：價格、法制、法規等方面，而不能停留在提高對可能出現的能源危機的憂患意識層面。

　　要做到抑制消費，最大的挑戰可能來自個人行為。我們現在更多地強調的是電力、煤炭、石油等能源產品的不可或缺，缺乏對通過個人消費行為的調整來減輕供應壓力的誘導，結果是能源供應能力永遠跟不上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