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保稅開征的腳步越來越近。記者獲悉，國務院環保稅法調研組日前已經就相關情況在南京展開調研。按照全國人大常委會公布的2016年立法工作計劃，《環境保護稅法》將在本月進行審議，如果進程順利，環保稅法有望年內出臺，這標志著我國環境保護領域“費改稅”將以立法形式確認固化，稅率有可能根據經濟形勢再適度調高，稅收大頭有望留給地方。

近年來，迫于嚴峻的環境形勢，環境治理正從單一的行政手段向多元化手段并用看齊。早在2013年，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就提出要推動環境保護費改稅。直到2015年6月10日，國務院法制辦終于公布了由財政部、稅務總局、環保部聯合起草的《環境保護稅法(征求意見稿)》(以下簡稱《意見稿》)，向全社會公開征求意見，之后今年初財政部和相關部門進一步修改后再度報送國務院。

“推動環境費改稅勢在必行。”中國社科院財經戰略研究院研究員楊志勇表示，我國環境保護收費從1979年開始，已有35年歷史。盡管征收使用管理逐步規范，但還是遇到一系列問題，影響了環境保護政策目標的落實。這在很大程度上是收費自身的局限性所致，僅通過完善收費管理制度無法克服。相比彈性大、容易鉆空子的收費，征稅無疑更具有強制性，調節力度也更強。

除了費改稅，適當提高稅率也是改革的要點。根據《意見稿》，大氣污染物和水污染物每污染當量的稅額分別為1.2元和1.4元，固體廢物每噸稅額從5元到30元不等。

對此，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副院長蘇明指出，現在經濟形勢下，企業還是非常困難，如果完全按照環境的治理水平來安排稅率，企業難以承受。“比如說，如果按照治理需求，每當量二氧化硫(屬于大氣污染物)需要收稅至少3塊錢，但企業感覺負擔太重。”他表示，“根據形勢發展，不排除繼續提高的可能”。

因此，雖然《意見稿》規定的稅額標準與現行排污費的征收標準基本一致，但各地調控空間大，而且對排放超標的行為懲戒力度加大。省級人民政府可以統籌考慮本地區環境承載能力、污染排放現狀和經濟社會生態發展目標要求，在規定的稅額標準上適當上浮應稅污染物的適用稅額，并報國務院備案。而且，污染物排放濃度值高于國家或者地方規定的污染物排放標準的，或者污染物排放量高于規定的排放總量指標的，按照當地適用稅額標準的2倍計征;污染物排放濃度值高于國家或者地方規定的污染物排放標準，同時污染物排放量高于規定的排放總量指標的，按照當地適用稅額標準的3倍計征。

根據《意見稿》，環保稅的重點監控(排污)納稅人，是指火電、鋼鐵、水泥、電解鋁、煤炭、冶金、建材、采礦、化工、石化、制藥、輕工(釀造、造紙、發酵、制糖、植物油加工)、紡織、制革等重點污染行業的納稅人及其他排污行業的重點監控企業。這意味著，一旦環保稅征收，上述行業將受到更顯著的影響。

同時，過去由環保部門“自收自管”的排污費征管模式，也將改為“企業申報、稅務征收、環保協同、信息共享”的環境稅征管模式。

中國社科院財經戰略研究院副研究員蔣震對記者表示，環境稅是非常專業的稅種，單單依靠稅務機關無法實現充分征管，例如如何測算應稅污染物的計稅依據本身就是非常專業的領域，征收環節應該充分考慮這一點。此外，《意見稿》中，稅率充分考慮了污染物的種類，采取定額稅率方式，避免對企業造成過大的負擔，而且在環境稅制設計中，可以根據經濟運行和生態環境保護的形勢來進行調整，這本身就是一個不斷“試錯”的過程，通過這個過程，使得環境稅更容易被各方接受。

記者還了解到，環保稅很有可能會設計成中央地方分享稅，稅收大頭有望留給地方。專家指出，按照財權與支出責任相匹配的原則，環境稅稅收留給地方是合理的。不過也有業內人士擔心，一些地方可能會將其作為招商引資的一種手段，通過稅收優惠來實現招商引資，這可能會影響環境稅的實施效果。

在蔣震看來，環境稅立法除了一些稅制要素之外，一個最重要的方面，是對環境稅的功能定位，這是決定稅制要素設計和征管模式的基礎和前提。《意見稿》明確提到“為保護和改善環境，促進社會節能減排，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稅制設計和征管都要圍繞這個功能定位來實現。所以說，環保稅法的主要功能是保護生態環境，其次是通過籌集收入來發揮市場公平作用，保護、鼓勵企業事業單位和其他生產經營使用先進生產技術，減少“劣幣驅逐良幣”的問題(即污染排放大的反而成本更低、反而更有市場)。

此外，環境稅改革和其他稅種改革要協同，以貫徹落實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穩定稅負”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