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煤炭行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穩步推進，與此同時，改革效果進一步顯現：煤炭產能置換指標交易步入正軌，優質產能得到有效釋放;“僵尸企業”處置有了明確的時間表，加快出清添新招;進口煤政策屢次收緊，已成為調控國內煤炭供需的重要補充;煤炭運輸“公轉鐵”加速推進，重塑煤炭行業格局……

這一年，隨著頻頻落地的政策護航，煤炭行業高質量發展的路徑也更加清晰。

產能指標置換機制日臻成熟

經過近兩年的培育與發展，煤炭產能置換指標交易機制已日臻成熟，步入正軌。

今年以來，河北、湖南、福建、黑龍江、江西等多地開展煤炭產能置換交易，煤炭優質產能得以有序釋放。其中，河北、安徽、甘肅在同一平臺交易，成交總額達20億元。

起初，部分煤企擔心競價方式會推高指標價格，從而加大購買指標煤企的成本壓力，但現在看來，這一擔心毫無必要。無論是省內還是跨區域的產能指標置換都很順利。同時，今年產能置換指標交易也呈現出一些新的特點，比如，置換難度下降。

2018年2月9日發布的《關于進一步完善煤炭產能置換政策加快優質產能釋放促進落后產能有序退出的通知》確定將自然保護區重疊煤礦、災害嚴重煤礦、一級安全生產標準化煤礦等符合條件的煤礦產能置換比例提高至200%;與煤炭調入地區簽訂相對穩定的中長期合同煤礦，所需換指標折算比例也可提高為200%;同時，支持煤電聯營礦增加優勢產能。其中，申請新增優質產能的煤礦和發電企業擁有一方股權超過50%的，折算比例可進一步提高為300%。并且企業也無需購得置換指標，只要承諾1年內落實置換指標，就可以辦理相關手續。

這已是自2016年來，國家發改委第三次對煤炭產能置換政策加大支持力度。

但是，政策的“雙刃劍”效果也開始顯現。有負責產能置換指標交易的工作人員坦言，在國家去產能和釋放優質產能政策推動下，產能指標置換的系數不斷放大，產能指標置換的難度也在不斷降低。這本是一件好事，但卻讓一些企業抱有指標置換難度進一步降低的希望，進而加重觀望情緒，近期不愿參與、完成指標交易。

由此看來，通過產能置換指標交易，落后產能置換安置員工、轉產轉型等所需資金后，可以盡快退出;新建產能，特別是未批先建產能基本屬于優質產能，可獲得生產指標，向市場供應煤炭，從總體上優化煤炭供應結構。但同時也應保證指標成交價格處于合理水平，這樣才能有助于去產能的穩步推進。

　　進口煤政策收緊

隨著超8億噸落后產能退出，我國煤炭供需在維持總體平衡的同時，部分地區、部分時段也出現了供應緊張的情況。在此背景下，進口煤成為調控國內煤炭供需的重要補充。

海關總署發布的最新數據顯示，2018年11月份我國煤炭進口量為1915.3萬噸，環比下降17%。這是自7月份創下2901萬噸高位后連續第四個月煤炭進口量環比下降。1月至11月，我國煤炭進口量達27118.7萬噸，超去年全年總量的27090萬噸。

事實上，近五年來，我國煤炭進口量出現明顯起伏，呈“V”形變化。2013年，我國煤炭進口量一度達3.27億噸，之后連續兩年下降，減少逾億噸;2016年煤炭進口出現較大幅度回升，同比增長25.2%。2017年，雖然進口煤政策有所調控，但進口總量仍達到2.71億噸。

2018年上半年剛過，部分港口進口煤通關時間延長或暫時取消、進口煤政策收緊的消息就不斷出現。

而嚴控進口煤，“明牌”只有一張，即《商品煤質量管理暫行辦法》。但是，進口煤數量的大幅增加，必然會擠壓國內煤炭市場需求空間，一定程度上削弱去產能、減量化生產改善煤炭供應關系的政策效應，加劇國內煤炭市場的供需矛盾，所以，適時收緊進口煤政策、限制劣質進口煤又顯得尤為必要。

而對于進口煤政策收緊是否會導致煤價上漲的擔憂則是多余的。收緊進口煤政策的消息必然會對煤價形成支撐，但影響煤價上漲的因素除進口煤外，還有下游整體需求、國內產能變化情況以及運輸能力等。

或許，未來中國進口煤限制政策將會像環保檢查一樣常態化，在必要時保證國內煤價的穩定。后期隨著結構化去產能深入推進與新增產能逐步釋放，煤炭供需格局將趨于穩定寬松，煤炭進口量將逐步降低。但在目前階段，細化進口煤政策，如減少動力煤進口、加大稀缺煤種進口等仍是值得考慮的優化措施。

　　煤炭運輸“公轉鐵”成效明顯

中國鐵路總公司發布的最新數據顯示，預計2018年全年鐵路煤炭運量將達16.6億噸，同比增長10.5%。

分區域來看，2018年，大秦線將完成4.5億噸，蒙冀線超過5000萬噸，瓦日線完成3500萬噸。預計2018年西南地區鐵路調入4300萬噸，同比增長37%;兩湖一江地區鐵路調入1.05億噸，同比增長15%，東三省鐵路調入1.62億噸，同比增長80%。

煤炭鐵路運量增加，一方面，與煤炭消費的快速增長密切相關。另一方面，由于環保原因禁止汽運，汽運煤部分轉至鐵路;此外，煤炭生產、消費格局越來越集中，煤炭產能持續向晉陜蒙主產地集中，使得長距離、跨區域的鐵路運輸需求大幅增加。

事實上，政策也給予了煤炭運輸“公轉鐵”極大支持。2018年初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要求“調整運輸結構，增加鐵路運量”。全國環境保護工作會議也強調，推動大宗物流由公路轉向鐵路。10月，國辦印發《推進運輸結構調整三年行動計劃(2018-2020年)》，提出以推進大宗貨物運輸“公轉鐵、公轉水”為主攻方向，加快建設現代綜合交通運輸體系。同時，在港口方面，到2018年底，環渤海、山東、長三角地區的主要港口，以及唐山港、黃驊港等均不再接收柴油貨車運煤。

隨著煤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效果的逐步顯現，未來我國煤炭調出增量將進一步向“三西”地區集中。從消費端來看，主要集中在長三角、珠三角等沿海地區的需求端也出現了向中西部轉移的趨勢。

適應“公轉鐵”新形勢，中國鐵路總公司也研究制定了2018-2020年貨運增量行動方案。據悉，到2020年，全國鐵路煤炭運量將達28.1億噸，較2017年增運6.5億噸，屆時將占全國煤炭產量的75%。

　　“僵尸企業”處置 有了“硬杠杠”

處置“僵尸企業”是去產能、調結構的“牛鼻子”。尤其是在今年煤炭行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進入深水區，落后產能得到有效淘汰的背景下，妥善處置“僵尸企業”已成改革能否取得實質性突破的關鍵所在。

2018年初，國家發改委等六部門聯合印發《關于做好2018年重點領域化解過剩產能工作的通知》，提出今年要堅定不移處置“僵尸企業”。要求各地列出名單、拿出計劃，全面稽查、上報結果。盡快修訂有關資產處置、債務清償等方面的法律法規，完善“僵尸企業”破產重整機制。

為更好推進這一工作的開展，12月4日，11部委又聯合發布《關于進一步做好“僵尸企業”及去產能企業債務處置工作的通知》(下稱通知)，將與“僵尸企業”相關的債務細分為直接債務、統借債務和擔保債務，并設置了處置方式。值得一提的是，為保證工作有效落實，通知要求三個月內確定首批名單，原則上應在2020年底前完成全部處置工作。

文件雖然發布了，但能否真正落到實處、效果究竟如何尚待觀察。“僵尸企業”的處置不是簡單做“減法”，更是牽涉到債務、就業等一系列問題，甚至會影響部分地方的政績考核，可謂“牽一發而動全身”。其中最關鍵的問題便是“人往哪里去”“錢從哪里來”。這就意味著，“僵尸企業”處置將面臨各種復雜的困難，政府和企業必須真正拿出“斷舍離”的勇氣斷腕重生。

　　煤炭消費總量 控制繼續推進

煤炭消費總量控制并不是一個新的話題，但在今年仍有許多新的變化。

首先，國家相關部門部署的“重點地區煤炭消費減量替代”中的“重點地區”范圍發生變化，除京津冀及周邊、長三角外，汾渭平原也加入其中，而珠三角地區則被移出。

但是，新劃入的汾渭平原要想有效實現對煤炭消費的減量替代并非易事。囊括晉、陜、豫三省的11個地市，“一煤獨大”的格局下，汾渭平原地區的煤炭消費占比近90%。與能源結構過度依賴煤炭緊密相連的則是產業結構偏重，這就意味著，要想在汾渭平原減煤，涉及的不僅僅是當地的能源結構轉型，更牽涉到產業結構轉型。

除了范圍有所變化，煤炭消費總量控制也面臨新的挑戰。今年，我國經濟繼續保持良好發展勢頭，高耗能行業如電力、鋼鐵、化工等領域耗煤量增加，進而拉升煤炭需求。今年前9個月，我國煤炭消費量達28.75億噸，同比增加3%，工業耗煤是主要增長點，其中電力耗煤增長7.6%，鋼鐵耗煤增長347萬噸，化工耗煤增加1026萬噸。

盡管近期有分析報告認為完成煤炭消費占比降至58%以下的“十三五”目標已無懸念，但根據目前的情況，各種挑戰仍然存在，絲毫不可松懈。

而要真正順利完成煤炭消費總量控制目標，實現重點地區將煤炭消費總量的有效減量替代，最主要的是要助推高耗能行業轉型升級，在減量化發展過程中提升效益和競爭力。同時，煤控的措施路徑要突出經濟性，統籌考慮節能、替代、減量的成本效益，降低煤控措施的交易成本和行政成本，考慮到能源替代面臨著巨大的成本約束，應把節能作為煤控的重要手段。

　　現代煤化工尋求突圍

除煤制乙二醇外，現代煤化工的多個分支在2018年發展仍偏慢，尤其是煤制氣、煤制油。

以煤制氣為例，除2017年投產的浙能20億立方米項目外，在無新項目上馬，截至日前全國僅有4個項目投產，且均是建成一期。4個已投產項目，除匯能外，其他3個必須進入長輸管線運輸，銷售價格均高于當地天然氣門站價格，競爭力較弱。

煤制油面臨的形勢同樣嚴峻。2014年國家連續三次提高成品油消費稅后，煤制油示范項目柴油綜合稅負36.82%，石腦油綜合稅負為58.98%，以當前的煤價和稅收政策為例，煤制油企業每生產1噸柴油就會虧損1392元，每生產1噸石腦油就會虧損1836元。

而被業內寄予厚望的“第四種煤化工形式”——煤制芳烴的產業化之路在今年也生出變數。已開工四年仍在做前期工作的榆林煤基芳烴及配套煤礦項目發生產權轉讓。沒有工業化生產，還談不上經濟性，業內人士指出，煤制芳烴項目真正上馬時間需到2020年前后。

事實上，現代煤化工本被寄予厚望。如2017年1月發布的《能源發展“十三五“規劃》提出，“十三五”期間，煤制油、煤制氣生產能力達到1300萬噸和170億立方米左右。但是在油價下跌、環保加嚴、價格偏高等一系列因素影響下，現代煤化工儼然是“內憂外患”。要實現突圍，就須在項目質量提升上下功夫。如降低煤氣化技術成本、降低能耗、實現環保達標、促進產業鏈高端化，通過示范工程建設，加快自主知識產權工藝技術和大型裝備的創新發展，提升現代煤化工技術水平和大型裝備的創新發展，提高能源轉化效率，減少對生態環境的負面影響。尤其是應鼓勵使用高硫和劣質煤進行轉化利用，讓現代煤化工真正發揮煤炭清潔高效利用的優勢。

　　民用散煤 替代經濟性難題待解

在減少煤炭消費量、助力藍天保衛戰、改善居民生活質量的同時，民用散煤替代和清潔取暖的經濟成本問題日益受到人們的關注。2018年取暖季，太原市迎澤區禁煤“一刀切”被中央環保督察組點名批評、河北省曲陽縣環境保護局發布《我縣拘留2名燃燒散煤用戶》隨后刪除并引發爭論等典型案例的背后，無不涉及著散煤替代經濟性問題。

經濟性是居民取暖意愿的關鍵性因素。在很多地區，居民、政府、企業均面臨壓力。散煤替代用戶中90%為低收入的農村居民，支付能力有限，由于大部分地方采取“先用后補”的補貼方式，用戶不敢敞開用;“煤改電”“煤改氣”意味著大量配套設施建設投入，一次性補貼和運維補貼使政府財政壓力持續加大;目前民用清潔能源替代項目往往需要企業前期墊資，資金回收期較長。同時，項目驗收及用戶滿意度評價受用戶主觀因素影響大，而經歷了“雙替代”的企業，產品成本增加，企業運營壓力陡增。

經濟是基礎。如何打消各方的后顧之憂，更好地推進劣質散煤替代、清潔取暖?首先需要做的就是尊重各地的經濟發展規律，實事求是，不要拔苗助長式地強推清潔能源替代。其次，因地制宜選取合適的清潔取暖技術路線、不搞盲目的“一刀切”也是必須堅持的基本原則。再次，將散煤治理、清潔取暖系統考慮，尤其是對于作為重點和難點的農村地區，將其與新農村建設、城鎮化建設等規劃結合起來，吸引更多社會資本參與，也不失為一個好的解決辦法。

　　煤企債券違約引關注

今年以來，雖然大部分煤企業盈利水平提升，但仍有部分煤企經營困難，并屢屢曝出債務違約問題。

“戲劇性”最強的要數永泰能源。“17永泰能源CP004”在2018年7月5日時未能按時兌付，構成實質違約，應付本息達16.05億元。盡管深陷債務泥潭，但永泰能源并未放棄“求生”，采取諸如出售資產、實施240億元債轉股等方式遏制債務危機的“雪球”。但即便如此，10月底永泰能源再爆新一輪債務違約。

不僅是作為民營企業的永泰能源深陷債務泥潭，國企也不乏此種案例。比較典型的是川煤集團。其在2018年發生3次違約，引起社會廣泛關注。有統計顯示，川煤集團3年內共違約8次，涉及金額逾50億元。

其實，煤企債務違約頻發也并非“意料之外”。近兩年，我國煤炭行業整體形勢好轉，但每個企業面臨的具體形勢卻又不同。尤其是一些資源相對枯竭、現有儲量小、產量小、煤質差且開采難度大、人工成本高、歷史負擔重的煤企，隨著去產能的逐步深入，經營形勢或會更加嚴峻。煤企如何適應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帶來的新變化，如何強身健體，增強抵御風險的能力，仍是須臾不可懈怠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