贏周刊：長期以來，中國的對外貿易政策是出口導向型的，但是目前的匯率政策和出口退稅政策，卻都傾向于擴大　進口抑制出口，這是長期戰略還是權宜之計？

　　佟家棟：中國的工業化進程，在某個特殊時期采取擴大進口抑制出口政策，是為應對不同國家心理承受力和有關國家進行政治、經濟學游戲的選擇，這是策略而不是戰略。中國貿易收支的順差是比較成本優勢的反映，只要這種優勢繼續存在，順差就不可避免。

　　贏周刊：3月底，中國外匯儲備規模已經高達12020億美元，僅今年一季度，中國的順差就達到465億美元，中國為什么有這么大的外貿順差？中國應如何達到國際收支基本平衡的宏觀目標？

　　佟家棟：中國貿易收支不平衡的情況，有很多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豐裕的勞動力供給；
　　二、私人儲蓄過度和投資不足；
　　三、城市居民有很高的儲蓄率；
　　四、私人投資缺乏規范的金融體制和信用系統，銀行不敢貸款。

　　因而要解決中國貿易收支的不平衡，不是簡單的刺激國內需求的問題，而是需要相當一段時間的制度完善和制度建設。

　　李雨時：中國的順差，很多學者認為是結構上的原因。據我所知。從1990年代中后期以后，追求國際收支的基本平衡一直是中國政府的指導方針。中國政府并沒有追求順差，雖然中國有一些鼓勵出口的措施體系，這是世界各國都有的，美國也有。

　　現在廣交會改成了進出口交易會，表明了中國政府的態度。作為發展中國家，進口對中國國民經濟的發展要大于出口。中國進口技術、設備以及國內短缺的原材料，實際上對提高國民經濟的水平有很大好處。

　　宏觀調控面臨兩難抉擇

　　贏周刊：中國目前最大的問題是“錢太多”，也就是資本流動性過剩的問題，應該怎么看待這個問題？

　　裴長洪：從流動性過剩到大額順差，在理論上分析，是因為長期以來我們的儲蓄大于投資，國內的投資吸納不了這部分儲蓄，要以商品資本的形態流到國外，就形成貿易順差。

　　現在大家說的“流動性過剩”，這是個問題，但還沒到洪水猛獸的地步，資本市場沒有到崩潰的程度。
 
　　贏周刊：今年中國的宏觀調控在外貿問題上有什么新走向？

　　裴長洪：目前的宏觀調控，實際上面臨著兩難的選擇：如果要限制固定資產投資增長速度，就意味著要使儲蓄率比投資率更高，這將導致貿易順差加大；反之，如果要減少貿易順差，就要求投資增長速度高于儲蓄率，這將導致經濟過熱。因此在調整投資和減少貿易順差之間存在著兩難選擇，這是宏觀經濟調控面臨的新困難。

　　這個困局可以用的短期奏效的政策措施越來越少，對長期有影響的政策措施使用起來又需要十分的謹慎。事實上，一些單項的政策很難在短期內奏效，例如匯率政策，2005年以來，人民幣匯率已經升值了5%以上，但是貿易順差問題不僅沒有解決，而且繼續增加。

　　世界工廠要變世界公司

　　贏周刊：在新的貿易形勢下，企業要如何轉變以適應新形勢呢？

　　裴長洪：企業要做三個轉變。

　　第一個轉變，從商品輸出向生產輸出、資本輸出轉變。 2006年中國企業在海外投資有了跨越式的發展，達到了160億美元，這標志著中國在未來若干年內將成為資本輸出大國。有的學者預言，到2010年中國要成為發展中國家第三位資本輸出大國，在未來若干年中國成為亞洲第二大資本輸出國是可能的，第一位是日本，第二位是中國。我們要鼓勵企業走出去，在海外進行加工生產，在海外尋求資源和技術，使我們的生產從GDP生產轉變成GNP生產。

　　第二個轉變，要從過去單純的尋求商品市場，轉向尋求資源和資本市場。過去我們對外開放，尋求海外合作渠道，主要的任務是擴大商品市場，而在未來，我們要尋求其他要素市場，尋求其他的資源市場，包括資本市場

　　第三個轉變，企業要從世界工廠向世界公司轉變，不能簡單地只從事低附加值的生產加工，要從事生產加工的其他經營活動，要使我們企業學會整合中國內部和外部兩種資源，整合國內和國際兩種市場。將來要學會不僅僅有貿易順差，還要把生產部分利潤留下來。

　　2010年中國將成最大貿易國

　　贏周刊：中國的外貿增速一直很快，未來幾年我國的外貿是否還會保持這種高速增長？

　　李雨時：對外開放以來，中國的外貿一直以高于國民經濟7%的速度發展，特別是加入世貿組織后，外貿增速進一步提高。總體來看，我國的對外貿易發展很快。2001年突破5000億美元，2002年是6000億元，2004年是11000億元，2006年達到了16000億元。這種速度在世界發展史上是比較少見的。　

　　預計今年的貿易總額可以達到2.1萬億美元，這意味著中國將超過德國，成為世界第二大貿易國。

　　在未來幾年中，據商務部公布的“十一五”規劃，外貿大概保持10%的增速。根據我們的研究，增速恐怕要超過10%，有可能達到12%～15%。到2010年，中國的外貿總額有可能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貿易大國。這是我們對未來幾年外貿形勢的基本判斷。

　　贏周刊：如果要達到“十一五”規劃的外貿目標，中國面臨什么困難和問題？

　　李雨時：中國面臨三個問題。

　　第一，中國面臨日益復雜多變的世界經濟環境。雖然世界各國包括經濟研究機構，對整個世界經濟的判斷，是比較好的趨勢，屬于長周期的上升階段，這對于中國經濟的發展是有利的。但現在世界經濟中，經濟、政治、軍事相互交織和影響，使得世界經濟發展這種不確定性增大了。

　　以石油為例，世界石油市場的供需基本平衡，并沒發生有大的變化，但是近年來石油價格暴漲，這與軍事沖突，恐怖主義的襲擊對世界經濟造成沖擊有關。

　　此外，國際金融市場蘊含著巨大的風險。傳統經濟學認為，股票市場應該是經濟運行的晴雨表。但實際這幾年的情況是，資本市場運作跟實際經濟的運行越來越相脫離，并不反映經濟真實情況，中國股市也有這樣的問題。大規模的金融危機的危險還是存在的。

　　第二，國際市場上貿易保護主義越來越嚴重。近年來是我們加入世貿組織以來遭受反傾銷最多的國家，特別是去年還遭受了加拿大的反補貼，今年也遭受了美國的反補貼。我們雖然是最大的受害國，但是總體來看，影響我們的出口產品和出口總額相比還是比較小的，但這種影響對個別的企業來說是致命的。

　　此外，技術性貿易壁壘和“綠色”壁壘越來越嚴重。例如歐盟去年連續出臺了電器產品的標準、紡織品禁止有害原料使用，食品衛生等一系列的標準。你達不到標準，就無法進入這個市場，這是很現實的問題。

　　第三，我們加入世貿組織接受了非市場經濟的一些特定條款，盡管經過多年的努力，已經有六十多個國家承認我們是市場經濟國家，但是歐美和美國不承認，所以作用不大。中國企業出口還受到種種不公平的待遇。

　　轉變外貿的增長方式

　　贏周刊：你在許多場合都提到要轉變外貿的增長方式，你認為外貿的增長方式應該如何轉變？

　　李雨時：外貿上我們面臨著最主要的任務就是轉變增長方式，這跟國家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是緊密相連的。這種觀念從1990年代就開始提出了，去年我國機電產品在出口總額中占到了54%左右，高新技術產品出口占了28%，這兩項產品已經占到我國出口總額的80%以上，可以說我國的外貿增長方式一直在轉變。

　　但外貿增長方式還要進一步的轉變，因為我們出口的高新技術產品中生產的還是屬于低附加價值，屬于勞動密集型的產品。這跟國際分工有關。

　　現在跨國公司按照價值鏈在全球范圍內配置資源，它們將中國當作比較廉價的、低附加值的生產基地。現在國際貿易中最賺錢的是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研發能力的自主品牌和營銷網絡的綜合體。

　　例如美國的耐克鞋，生產成本是3.5美元，出廠是7美元賣給批發商和零售商，到了美國市場就是100美元。從3.5美元到100美元有巨大的價差，這個差價就是掌握了核心技術和營銷品牌的耐克公司占有的。耐克公司沒有工廠，就是靠自主創新的技術和自主品牌獲得高額利潤。從這個意義來講，加工在中國，利潤在美國。

　　這幾年我國的外貿增長速度很快，但是基本上質量和效益是比較低的。

　　轉變外貿增長方式關鍵取決于國家經濟技術水平的提高。搞自主創新、提高科學技術水平、搞自主品牌和營銷渠道，這是我們面臨的主要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