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我國能源工業和能源科技都有長足的進步，但與國際先進水平仍有很大的差距。同時，人口多、發展快、需求高的特點決定了我國能源供需矛盾將持續緊張局面。目前國內外的專家普遍認為，2020年我國的能源消費將達到45億噸標準煤以上，相應的能源科學技術支撐的任務繁重，我國能源科技發展仍任重道遠，主要表現在：

  化石能源的現代化開發技術和低碳排放的化石能源技術亟待開發。在今后相當長的時期內，化石能源仍是我國乃至世界能源供應的支柱，由于氣候變化的主觀(也許是客觀的)要求，開發利用低碳化石能源和化石能源的低碳化利用是能源科技的主攻方向之一，其中包括：深層煤炭開發技術、非常規天然氣(主要是頁巖氣、煤層氣和天然氣水合物技術等)開發利用技術、深海油氣開發與環境保護技術、大型燃氣輪機技術、整體煤氣化聯合循環技術、碳捕獲與封存技術(CCS)等，這些技術我國尚處于起步階段，需要大量的投入。

  可再生能源規模化利用技術水平亟待提高。世界各國都把可再生能源技術作為今后20、30年內，應對氣候變化和減少溫室氣體，保障能源供應安全和能源來源多元化，脫貧和促進經濟發展的重要措施，在可靠、穩定、大容量風電裝備技術，低成本太陽能光伏發電技術，帶有儲能系統的太陽能熱發電技術以及低成本、低排放的生物液體燃料技術等方面需要巨額投入。我國是風能、太陽能利用大國，在這些技術領域也需要有戰略部署，搶占發展先機。

  安全可靠的核電裝備制造與運行管理技術仍需有重大突破。我國核電技術雖有所進展，但仍落后于核電裝備制造大國，甚至與韓國也有巨大差距。需要在設計安全、經濟、環保型的新型核電技術裝備方面重點部署，爭取有重大突破，為核電裝備的規模化制造和大批核電站安全運行提供科技支撐，尤其是在部署加速第3代核電技術發展的同時，需要對快堆等第4代核電技術的發展進行超前部署。

  強大的智能電網發展亟需科技支撐。美國早就提出了打造智能電網的發展目標。我國與美國的國情相似，都是超大型的能源系統、都有遠距離的能源輸送問題。但是我國發展水電、太陽能發電和風力發電等可再生能源發電的任務更加艱巨，尤其是太陽能光伏發電和風電的大規模發展，對遠距離、大容量、間歇式電力輸送裝備技術，可再生能源分布式入網、運行管理和儲能技術都提出了明確的技術要求。需要在一些重大技術問題上有所突破。

  建立低碳能源消費體系需要能源科技的支撐。發展綠色經濟、循環經濟，實現低碳發展，首先是建立低碳的能源消費體系，需要一大批工業、建筑、交通、農業等產業發展節能技術，低碳的工業發展模式、低碳建筑與社區發展模式，發展低碳交通和低碳農業等，這些都需要低碳發展的概念和技術。目前我國的低碳發展，還僅僅是停留在媒體的宣傳層面上，在技術研發方面部署很少。不適應低碳發展對科技支撐的要求。

  縱觀美國、歐洲、日本等世界發達國家和地區，除了在能源科技有巨額投入之外(美國2009年初8750億美元救市計劃中安排了1170億美元的基礎研發，550億用于可再生能源和智能電網研發)，在建立國家能源科研體系方面也都獨具匠心。例如美國建立了以國家能源實驗室、大學研究院所、科技型企業和裝備制造業四位一體的能源科研體系，國家實驗室和大學研究院所負責基礎性和超前技術研發，企業參與；科技型企業和裝備制造企業負責技術創新，大學和國家實驗室參與，形成了分工明確、長期穩定的能源科技研發體系，形成了研究與創新分工合作、同步發展的良性機制。建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在能源科技體系建設方面做出了一些努力，但是總體看來，遠不盡如人意，主要表現在以下幾點：

  缺乏國家能源科技研發體系。經過歷次科技體制改革，我國國家和企業的能源科技研發體系，受到了極大的沖擊，大型的能源科研院所基本劃歸企業所有，例如中國電力科學院、中國石油科學院、中國煤炭科學院、核能研究院等都劃歸企業所有，不僅不能站在國家的高度，超前研究能源領域的重大科技問題，也不能為同行企業提供技術支持。

  缺乏社會化的能源科技支撐體系。雖然我國部署安排了若干國家級的能源科技中心、工程中心等，但是這些中心都放在企業和大學之中，而這些大學和企業都是技術創新和裝備制造，乃至裝備應用的主體，各個中心之間相互保密、掣肘，不能在重大能源科技問題研究上形成合力。

  國家整體能源科技的部署難以落實。由于缺乏能源科技研發的公共平臺和社會化服務的體系，國家整體能源科技部署往往成為企業和大學劃分勢力范圍的犧牲品，化整為零。即使部分保留了一些整體性的項目，也往往被企業所壟斷，幾個五年計劃的研究基礎，往往成為少數幾個企業發展的基礎，不能成為整個國家能源工業發展的科技支撐。

  國家投入過低，尤其是人才隊伍建設投入過低，不能形成持久的研發力量。我國近幾年來雖然在能源科技投入上有所增加，但是與大多數能源科技強國比差距很大，我國一個擁有8萬億元財政收入、13億人口的大國，“十一五”期間，中央財政在能源科技的整體投入，還不及美國聯合技術、杜邦、GE等一家企業的投入，在可再生能源技術研發方面的投入還不及挪威一個不到500萬人口國家的投入。出現了投入少、產出低的現象不足為奇。

  建立清潔、高效和安全的能源體系需要相應的能源科技體系的支撐，根據國外的經驗，無非是“修廟請神”“撒苗播種”，為此建議：

恢復建立國家能源科技隊伍。將中國電力、煤炭、石油科學院以及核能研究院所，從現有的企業隸屬，重新劃歸國家所有，建立類似美國國家能源實驗室的研發體系，成立國家能源科學研究院。

  建立獨立于企業的國家能源科技咨詢委員會，把握國家能源科技的研究方向和戰略部署，確保國家863、973等能源高科技的戰略部署與國家能源發展戰略的部署相一致。

  支持建立一批服務于社會的可以提供整體解決方案的能源科技型企業，例如像西門子、GE、聯合技術等能源科技型企業。我國曾有一批這樣的企業，但是在歷次的改革中迷失了方向，比如中核總可以作為很好的核電技術服務企業、核安全技術服務企業，而不是核電運營企業。

  加大能源科技投入，尤其是增加人力投入的財政支持，吸引一批國際、國內優秀人才及技術投入，吸引國內外一大批社會研究機構的積極參與，大撒苗廣播種，不愁秋天沒有好收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