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國技術創新源頭不足，一個重要原因是面向國家戰略導向和產業共性技術的應用基礎研究瓶頸的制約。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加快建設創新型國家，需要加強應用基礎研究，突出關鍵共性技術、前沿引領技術、現代工程技術、顛覆性技術創新。2018年1月31日，國務院發布了《關于全面加強基礎科學研究的若干意見》，在完善基礎研究布局、建設高水平研究基地、壯大基礎研究人才隊伍、提高基礎研究國際化水平、優化基礎研究發展機制和環境等方面做出全面部署。特別提出了“加強應用基礎研究”“引導企業加強基礎研究、提升市場競爭力”，也明確了“分類指導”“融通發展”等基本原則，“堅持需求牽引，促進基礎研究、應用研究與產業化對接融通”。

基礎研究中既有聚焦探索未知科學問題的自由探索類基礎研究，也有緊密結合經濟社會發展需求的目標導向類基礎研究(我們稱之為應用基礎研究)，這兩類基礎研究在投入機制、承擔主體、研究目的、回報預期、考核機制等管理方面有較大的不同。應用基礎研究要解決社會發展和生產實踐中凝練的科學問題，將純學術基礎研究成果轉化到服務國計民生的實踐中，使基礎研究與相關產業(企業)更有針對性、更具多元化地對接，從而提高基礎研究在科技成果產業化過程中的利用效率，促進創新鏈、產業鏈、資金鏈、價值鏈、人才鏈統籌融合。

應用基礎研究具有面向市場需求的特質，單純依靠政府計劃或市場機制進行研究資源配置都是不夠的，需要政府與企業的互補與互動。發達國家基礎研究投入中來自企業的經費占20%。在我國的基礎研究投入中，超過90%的經費來自國家財政撥款，企業的比例僅為1.6%；在國家基礎研究計劃和項目的評審和實施中，企業的話語權和參與程度很低。由于缺乏產業需求互動的機制，也導致基礎研究成果不能有效支撐產業的自主創新，造成了研究成果轉化效率低。

我國企業的基礎研究投入及研究水平與美國、日本企業差距較大，且差距繼續在拉大。在過去幾十年，美國和日本企業的基礎研究經費占R&D(全社會研究與試驗發展經費)的比重約5%至6%，而我國企業的占比僅為0.1%。造成我國企業應用基礎研究薄弱的原因，一方面是囿于特定的經濟發展階段，多數企業由于自身經濟實力、經濟體制等多方面因素的影響，短視行為比較嚴重，對于需要持續投資、見效慢的基礎研究往往重視不夠，缺乏開展研究的積極性；另一方面企業科研院所的管理方式不適合應用基礎研究，導致開展應用基礎研究的積極性和創新活力不如高校和國家科研院所。轉制院所在轉制前承擔著各行業的應用基礎研究，但轉制院所進入企業或成為公司后，企業化的管理與基礎研究的管理方式存在較大差異，導致轉制院所的基礎研究被大大弱化。

我國的國有企業特別是中央企業，是國家經濟發展的支柱，在關系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命脈的主要行業和關鍵領域占據支配地位。中央企業的科研院所擁有大量科技創新資源和技術積累，承擔著關鍵行業的技術創新，是承擔國家重大技術創新和推動產業技術進步的骨干力量。因此，在國家基礎研究中，需要充分發揮大型骨干國有企業作用，特別是在產業技術的應用基礎研究中，主要需要依靠大型國有企業中的科研院所，牽頭組織開展國家層面的應用基礎研究項目。

加強應用基礎研究，要圍繞經濟社會發展和國家安全的重大需求，突出關鍵共性技術、前沿引領技術、現代工程技術、顛覆性技術創新。在重視原創性、顛覆性發明創造的基礎上，大力推進智能制造、信息技術、現代農業、資源環境等重點領域應用技術創新，通過應用研究銜接原始創新與產業化。

基礎研究是創新的基石，是技術創新的上游，是提高自主創新能力的重要源泉。科技創新迫切需要在基礎研究領域設立“特區”，穩定一小批具有戰略眼光和科學思維能力的研究人員長期從事基礎性、戰略性、前沿性技術研究，圍繞支撐重大技術突破，推進變革性研究，在新思想、新發現、新知識、新原理、新方法上積極進取，強化源頭儲備，實現科技對企業發展的引領作用。（中國石油經濟技術研院高級工程師畢研濤  中國石油經濟技術研究院一級專家楊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