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全球能源危機問題繼續發酵，天然氣和煤炭市場的趨緊帶動石油需求的增長，推動石油價格突破85美元/桶。有分析認為，過去數年對傳統能源投資不足是導致當前能源緊缺的主要原因，但國際能源署認為，脫離化石能源乃大勢所趨，未來十年對清潔能源的投資需增加兩倍。在轉型的大背景下，如何才能確保穩定的能源供應?記者連線牛津大學能源研究所高級研究員MalcolmKeay展開分析。

值得注意的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最新報告中指出，全球經濟正面臨通脹風險，各國央行需保持高度警惕，一旦通脹壓力顯示出持續不退的信號則應及時收緊貨幣政策。美國最快或將于11月開啟縮減購債。此外，上周，全球稅改最新方案獲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批準，普華永道稅務專家對《每日經濟新聞》記者分析了其潛在影響。

如何確保能源穩定供應?

當前，能源緊缺使各國面臨更大的通脹壓力，同時，對傳統能源的高度依賴也給全球敲響警鐘。據統計，2020年，煤炭、天然氣和石油等化石燃料占世界能源供應的近80%，可再生能源僅占12%。國際能源署10月13日表示，如果全世界希望有效應對氣候變化并維持能源市場的穩定，到2030年對可再生能源的投資需增加兩倍。實際上，歐洲一直大力推動能源轉型，但由于該地區風能和太陽能(000591,股吧)受天氣影響，發電量下降，因而受能源短缺沖擊嚴重。

針對當前能源危機的原因以及能源轉型過程中如何確保能源的穩定供應，《每日經濟新聞》記者(以下簡稱NBD)連線牛津大學能源研究所高級研究員MalcolmKeay展開分析。

NBD：本次歐洲能源短缺凸顯了可再生能源的間歇性問題。在能源轉型的過程中，應如何維持電力價格的穩定?

MalcolmKeay：目前的不穩定性是由化石燃料價格的波動造成的。可再生能源的價格較為穩定，而且呈下降趨勢，但這種低成本還沒有反映到消費端的價格上。在我看來，電力結構順利轉型的最好辦法便是改革市場結構，將風能和太陽能生產的電力以長期合約的方式銷售給消費端的靈活用電需求，從而解決這兩種發電方式的間歇性問題。

NBD：當前的能源緊缺與能源轉型速度是否有關?

MalcolmKeay：每個國家的情況都不一樣。主要的問題不在于轉型速度本身，而是轉型背后是否有全面的戰略支撐。能源轉型不是簡單地用一類能源代替另一類能源，而是改變整個能源系統本身，在這方面目前取得的進展很少。

NBD：聯合國氣候大會召開在即。當前的能源短缺會對各國減排的討論造成什么影響?

MalcolmKeay：當前的危機確實會讓COP26(《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26次締約方會議)的討論更為棘手。不過我猜測包括英國在內的許多政府將著重強調盡快擺脫對化石燃料的依賴。

IMF下調全球經濟預期

10月12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在最新的《世界經濟展望》報告中指出，全球經濟正面臨通脹風險，各國央行需保持高度警惕，一旦通脹壓力顯示出持續不退的信號則應及時收緊貨幣政策。

據IMF預測，全球通脹壓力將持續上升至2021年年底，到2022年年中趨于溫和，隨后逐步恢復到疫情前水平。具體到發達經濟體，2021年的平均通脹率將升至2.8%，2022年下降至2.2%，比七月份的預測各上升0.4和0.2個百分點。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面臨的通脹壓力更大，2021年和2022年的通脹率預計分別為5.5%和4.9%。

IMF表示，各國央行通常可忽略因能源價格上漲或暫時的供應鏈瓶頸造成的價格上漲，但是一旦上漲傳導至工資和核心物價層面就必須“非常、非常警惕”，央行可能需要提前收緊貨幣政策。

部分央行已經開始行動。當地時間10月13日，智利央行召開會議，將隔夜利率上調125個基點，至2.75%。10月14日，新加坡金管局發布半年一度的貨幣政策聲明，收緊新元貨幣政策。

美國方面，10月13日公布的最新數據顯示，9月CPI同比上漲5.4%，超過市場預期的5.3%，連續第5個月同比增長超過5%，為2008年7月以來的最高水平，通脹壓力較大。同一天公布的美聯儲9月議息會議紀要顯示，美聯儲可能最快于11月中旬開啟漸進式的縮減購債，到2022年中期結束。

此外，IMF將2021年全球經濟增速從7月份的6%微調至5.9%，全球經濟明年增長4.9%的預測則保持不變。由于供需不匹配造成的全球供應鏈緊張，IMF將發達國家的增速從5.6%下調至5.2%，其中2021年美國經濟增速為6%，較前預測值大幅下調1個百分點。

G20力挺全球稅改方案

10月13日，二十國集團(G20)財長和央行行長發布聯合公報，支持“雙支柱”包容性稅改框架，以應對數字經濟帶來的稅收挑戰，建立更穩定、更公平的國際稅收體系。

這份稅改框架由經合組織推出，主要包括重新分配跨國企業利潤征稅權(支柱一)和15%的全球最低企業稅(支柱二)，將于2023年開始落實。根據經合組織預計，通過雙支柱國際稅改框架，每年超過1000億美元利潤的征稅權將轉移至市場轄區；如果設定全球最低企業稅率不低于15%，全球每年將新增約1500億美元稅收。

支柱一適用范圍為全球收入超過200億歐元且利潤率超過10%的跨國集團，這些大型企業需要將剩余利潤(即超過10%利潤率的部分)的25%重新分配至市場國交稅。普華永道亞太區轉讓定價服務主管合伙人原遵華對《每日經濟新聞》記者表示，支柱一門檻較高，受其影響的跨國企業集團在100家左右，其中美國企業約占50%，中國企業約占8%。總體而言，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從支柱一中獲得的稅收收益將高于發達國家。

根據支柱二，全球收入超過7.5億歐元的跨境企業，如果在企業稅低于15%的國家/地區有收入，則需要把這部分收入的稅額補足至15%。普華永道中國國際稅務服務主管合伙人王鵬對《每日經濟新聞》記者分析指出，由于中國企業所得稅率是25%，如果落入門檻范圍的中國企業在境外規模較小，則支柱二的影響非常有限，但其合規成本將大幅提高。對于享受境外投資地區稅收優惠的跨國中資企業而言，假設當地稅率低于15%，則可能需要在國內補足稅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