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圍繞國際油價大幅度下跌，各方面的分析評論很多，大都是針對國際石油市場供需基本面寬松、遭遇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歐佩克聯盟深化減產談判失敗、沙特掀起價格戰、國際市場出現恐慌等等事件線索，進行關聯性分析和趨勢性研判。其實，在這些現象的背后，隱藏著國際石油市場上的一條特殊規律，即供應曲線向后彎曲。了解這一點，對分析市場走勢和制定應對之策很有意義。

高油價時不愿增產、低油價時不愿減產

按照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商品價格主要受供給與需求關系的影響。即當一種商品供過于求的時候，價格將下降，然后供應減少、需求增加，直至出現供不應求，價格又會止跌回漲。如此供需關系循環往復、價格有漲有跌，在市場這只無形的手的作用下，形成經典的供應曲線和需求曲線。

但是，在國際石油市場上，由于石油資源的稀缺性、不可再生性及戰略屬性，經常會出現“向后彎曲的供需曲線”，即在高油價時期，石油生產供應方不是隨著油價上漲而積極地增產，相反是控制甚至減少產量，避免因供過于求造成油價下降；石油需求方則因擔心油價進一步上漲，越漲越買，大量增加儲備。而在低油價時期，隨著油價的下降，石油生產供應方不愿意減產保價，甚至會大幅度增產。對此的解釋是，石油資源國（特別是歐佩克成員國家）的石油收入是政府財政的主要來源，當油價處于高位時，石油輸出國賺得盆滿缽滿，財政收入充裕，缺乏增產的積極性。只要預期的油價升幅帶來的收益等于或超過石油財富的投資收益，就寧可控制和減少產量，把資源保存在地下。當油價下降或處于低位時，為了滿足國家財政開支的需要，不得不靠增加產量彌補油價下跌損失的收益。如果石油輸出國的目標收益沒有達到，只要石油開采還有利可圖，就會盡可能增加開采量和銷售量。

近幾十年來，石油輸出國十分重視煉油化工等下游業務，借助一體化機制弱化了對國際油價波動的敏感性。同時，大力發展非油經濟，像沙特提出的“2030年愿景”計劃，就是致力于改變國家經濟與社會結構，使私有經濟的貢獻率從目前的40％提高到65％，減輕國民經濟對石油財政的依賴。加之非歐佩克國家在國際石油市場上的地位提高，使向后彎曲的供應曲線逐步趨于正常。但是，受石油金融屬性的影響，期貨市場投機因素增多，油價泡沫成分增加，各國石油儲備規模也越來越大，部分石油從資源國的地下轉移到消費國的油庫，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供需關系和價格信號，石油輸出國出于與消費國、國際投機商博弈的需要，對高油價時增產、低油價時減產都十分謹慎。

增產還是減產成為各方博弈的艱難選擇

著名的博弈論——囚徒困境十分適用說明當前的國際石油市場競爭狀態。即，雖然合作對博弈各方都最有利，但要實現合作卻十分困難。往往個體的最佳選擇并非集體的最佳選擇，個體的理性選擇卻會導致集體的非理性結果。這場因減產計劃談崩而引發的“價格戰”，就是一場產油國之間代價昂貴的博弈，也是一場對地緣政治、國家財力、油氣產業的嚴峻考驗。市場在“流血”，“誰先眨眼誰就輸” 。

自2016年以來，由于國際石油市場供應過剩，油價總體上處于中低水平，并始終存在著下跌的壓力。2017年以沙特為首的歐佩克和以俄羅斯為首的非歐佩克主要產油國結成減產聯盟，綜合減產執行率很高，但同期美國頁巖油產量繼續大幅度增加，沖抵了減產的效果，國際石油市場供需寬松的局面并未實質性改變。最近出現的油價大幅度下跌，應是幾年前跌勢的延續，并再現了多方博弈的艱難選擇。

首先，在現有生產設施下，只有保持或增加產量，才能攤薄單位生產成本，但需要產量優化和技術創新。從油田開采技術的角度看，關井減產容易，復產增產困難，未來需要增加更多的投資費用；其次，由于全球經濟不景氣、市場需求不足，只有保持或增加生產供應量，積極搶占市場，才能實現薄利多銷。這對石油輸出國的能源外交、市場開發能力提出了嚴峻挑戰；再者，面對新能源、非常規資源的快速崛起，傳統石油生產供應商通過向市場提供較低價格的石油，可以有效打壓高成本的新進入者，而頁巖油氣生產供應商也不會坐以待斃，將進一步展示其在技術和商業模式創新、大幅度降低成本方面的獨特優勢。

石油，10%是經濟，90%是政治。國際石油市場上的博弈免不了滲透太多的地緣政治因素。主要石油生產、出口大國，加上主要石油消費、進口大國，以及各類政府間聯盟、卡塔爾組織等，借助不同的舞臺開展著不同程度的政治、外交甚至軍事較量。在過去3年多來，俄羅斯愿意留在OPEC+聯盟內，與沙特等石油輸出國結盟支撐油價，既為本國石油財政收入帶來了現實好處，也同時助推了美國頁巖油氣產業的大發展。今天，俄羅斯不愿與沙特聯合深化減產保價，甚至不惜迎接價格戰，與美國持續經濟制裁俄羅斯不無關系。眼下全球石油需求正面臨大幅萎縮，供應端的“增產降價爭市”卻已硝煙彌漫 。

國際市場競爭歸根結底是綜合實力的較量

今年1月，筆者曾赴沙特參加國際石油技術大會并訪問了沙特阿美公司，對這家排名全球第一的大石油公司印象深刻。公司擁有雄厚的資源基礎、世界一流的技術以及國際化程度很高的經營管理，在首次IPO后就成為全球市值最大的公司。根據年報，2018-2019年，沙特阿美的凈收入分別為1111億美元和882億美元、自由現金流分別為858億美元和783億美元、資本支出分別為351億美元和328億美元。同時，沙特還擁有近萬億美元的主權財富基金，顯然具備挑起價格戰的底氣。

俄羅斯的油氣收入占到國民總收入的40%左右，油氣及其產品出口占到國家出口總額的一半以上。盡管這幾年俄羅斯積累了一定的石油財富，據稱其主權財富基金規模已達到了1500億美元，但是由于俄羅斯需要保障石油收入和現金流，寧愿選擇打價格戰、搶占市場，也不愿意聯合減產。有一點經常被大家忽視，2019年沙特生產原油5.7億噸、出口3.66億噸，生產天然氣1190億立方米、暫時沒有出口；俄羅斯生產原油5.6億噸、出口2.6億噸，生產天然氣7400億立方米、出口2200億立方米。沙特主要靠原油出口，而俄羅斯的天然氣出口收入占到油氣出口收入近一半，可以“以氣補油”。隨著全球天然氣產業特別是國際LNG貿易的大發展，雖然沙特已明確表示也要大力發展自己的天然氣業務，但總體上還是堅定地著眼于石油項目。近幾年，受油氣價格下跌的影響，俄羅斯的油氣出口收入明顯減少。從這個角度分析，沙特和俄羅斯應該能夠重返談判桌。

再看看美國，2019年生產原油7.4億噸、進口3.4億噸、出口1.4億噸，生產天然氣9300億立方米、進口760億立方米、出口1400億立方米。作為石油消費大國，美國顯然可以從油價下跌中受益。由于美國油氣產量中頁巖油氣的比重占到一半以上，自然也不希望油價長期處于超低水平。從上一輪低油價到這一次油價大幅度下跌，大家都很關注美國頁巖油氣的投資費用、邊際成本、盈虧平衡點等，其實這種在成熟市場經濟、良好創新生態、激烈競爭環境下崛起的產業，根本不用擔心其生存發展能力。

唯有實力強大的成本領先者才能笑到最后

在正常的市場競爭條件下，油氣行業同樣遵循“市場決定價格、價格決定成本、成本決定利潤、利潤決定生存和發展”的邏輯。價格作為促進資源配置一只無形的手，上漲可以帶動資本投入，下跌則是一種淘汰機制，促進市場重新洗牌、出清，正所謂“等到潮水退去時，才知道誰在裸泳”。在2000年后的那段高油價時期，全球主要能源公司的油氣上游資本性支出總額幾乎翻了一番，特別是北美頁巖油氣的大發展，巴西深水鹽下的大發現以及世界多地超級盆地、老油田的“煥發青春”等，使全球油氣行業儼然再現了一波淘金熱。

2016年以來的持續中低油價，已陸續淘汰了不少“弄潮者”。有研究報告顯示，近幾年美國頁巖油氣領域破產的大中型企業已超過200家，其中不乏一些知名企業。有人甚至認為，美國頁巖油行業已出現衰退跡象。在今天這種價格戰之后，能夠“打掃戰場”的必然是實力強大的成本領先者。每次當油價大幅度下跌時，人們總習慣于用石油生產成本去預測油價下跌的底線。顯然，成本不是價格下跌的底線，相反價格卻是成本上漲的天花板，任何成本都不是剛性不變的，需要隨著市場供需和價格的變化而變化 。

根據國際咨詢公司的分析報告，在2000－2013年期間，全球上游成本指數隨著油價的上升增長了近1倍，但總成本占總收入的比例基本穩定。當時，曾按照內部收益率為10%對北美主要頁巖油產區的盈虧平衡點進行測算，結論是當油價降到60-70美元/桶時，會有一半以上的開發項目受到威脅；當油價低于50美元/桶時，僅有30%的產區可以盈利。但是，2014-2016年的那輪油價下跌時，并沒有造成大批頁巖油氣生產商破產倒閉，經營者自我保護的天性倒逼成本水平不斷下移。有人說，這次沙特、俄羅斯挑起的價格戰，是不愿意再為頁巖油和其他生產商提供底部支撐，他們真的會成功嗎？讓我們拭目以待。

國際油價漲跌是把“雙刃劍”，對全球和中國經濟都有利有弊。中國是石油消費、進口大國，沙特和俄羅斯分別是中國原油進口的第一大和第二大來源國，兩國向中國的原油出口量更是分別占到其出口總量的20%和30%。中國也是全球第7大石油生產國，油價大幅度下跌必將對國內油氣勘探開發產業造成巨大沖擊。面對全球石油市場的風云變幻，中國顯然不可能置身事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