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中國社科院前副院長劉吉在上海財經大學題為“中國宏觀經濟分析與判斷”的講演。劉吉說：分析中國宏觀經濟可以從許多角度提出各種原則。但我以為以下三個原則是最根本的：
第一個原則：中國經濟首先是政治經濟學的問題。中國經濟當然在許多方面合乎現代經濟學指明的規律，但在分析中國宏觀經濟時必須首先從政治經濟學角度進行。單純用經濟學來分析中國經濟，不論是古典的，還是新古典或現代的，都是遠遠不夠的。
第二個原則：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市場經濟。這是當代中國經濟最大的國情。這個階段的經濟有三大特點：
（1）持續高速度。這不僅是由于低起點，更由于制度改革的潛力大，還由于中國經濟正處在長周期波動的波峰。發展經濟學表明，人均1000美元左右正是經濟指數增長曲線的拐點，中國經濟目前正處在拐點上，增長的前景是廣闊的。
（2）低中水平。與發達國家高水平相比，畢竟我國經濟規模和質量還有相當巨大的差距。人家已進入信息化時代，我國工業化尚未完成。
（3）不完善。我們從傳統計劃經濟轉變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畢竟才20多年。這一轉變仍在繼續之中。舊的體制總是不甘心退出歷史舞臺，新的體制有的尚未建立，有的建立了還不成熟。總之，中國經濟還是一個轉軌經濟。
第三個原則：中國文化特色的經濟。文化與經濟的關系是眾所周知的，企業文化如此，在宏觀經濟管理方面也是如此。中國文化有五千多年的積淀，可謂博大精深，這是中國最基本的一大國情。因此，它對中國經濟正面和負面的影響都是巨大而深刻的，只有主動積極學習發達國家經濟的先進內涵，我們才可能后來者居上。但是，一切外來的先進東西，如果不與中國實際，特別是文化相結合，必將一事無成。“全球理念”和“中國功夫”，兩手都過硬，這是中國宏觀經濟制勝之道。
劉吉認爲，既然首要的是從政治角度分析中國經濟，那么就必須首要地關注中共十六大。
十六大的政治報告，從理論到實際，從戰略方針、行動部署到具體政策，全面而豐富。我體會最主要之點有三，即“三、二、一”：“三”是“三個代表”；“二”是“二個務必”：務必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一”是“第一要務”：十六大提出“必須把發展作為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
既然“發展是第一要務”，那就是說各級黨和政府應該首先貫徹的最重要的任務，就是各級領導第一把手第一項要認真抓的任務。能不能把“第一要務”放在第一的地位、第一的順序來抓，是衡量各級黨和政府是否真正貫徹十六大精神和方針的試金石。
有些問題可能干擾或轉移我們的視線。
干擾之一是多變的國際形勢。國際的和平環境，常常出現令人擔憂的危機，在危機面前，中國還能否把發展作為第一要務？
干擾之二是失業和下崗問題。這無疑是當前社會高度關注的問題之一。中國人富有同情弱者的文化傳統，“惻隱之心人皆有之”；中國人的家庭關系深厚，一人下崗全家不寧；加上一些傳媒炒作某幾位專家的“研究”，失業率步步攀高，最近甚至危言聳聽估計已達到8％、10％之巔峰，鬧得沸沸揚揚，人心惶惶。可是，根據國家統計局的資料，最近五年失業率并沒有增高，2002年底城鄉登記失業率僅3.8％，城鄉調查失業率（包括下崗等），也沒有超過6％，低于西方發達國家失業率水平，真不知這些專家估計的數字從何而來？我無法判斷國家統計和專家估計哪個更準確，我的問題是：1.2億農民在城市打工，平均每人年收入8000－10000元；20％的退休職工返聘、受聘或創業；近20％在職職工有第二職業，為什么城鎮還有1000多萬失業和下崗？更何況還有“一不做、二不休”的情況，即第一職業不做了，第二職業干得火紅，所謂“隱性就業”。上海曾對兩個行業進行調查，“隱性就業”率達到40％、60％。國家統計局調查，下崗失業人群中，有固定勞動收入的近一半。去年報載杭州對主要是下崗失業的弱勢群體各種補助、津貼和減免每年超過10000元，坐在家中成萬元戶。所以，中國下崗失業的實際狀況并不是某些專家和媒體渲染的那么嚴重。我認為，更嚴重的問題還在于觀念，觀念必須更新。下崗失業者應該發憤圖強，努力上進，爭取再上崗就業。
干擾之三是貧富差距懸殊。中國的文化傳統是“不患貧，而患不均”。“均貧富”是幾千年農民的最高理想，所以這個問題是社會上最敏感的問題，也是最有煽動性的問題。社會主義最后目標是達到“共同富裕”，又增加了這個問題的復雜性。某些專家算出了經濟學的“基尼系數”，先是達到建國以來所沒有的高峰，繼而已經超過了西方發達國家，最近更是達到0.45，已經超過“國際公認”的危險臨界點。這些專家們是不是應該反思一下，要么你那經濟學有問題，要么你那數據有問題，要么你運用經濟學和數據有問題，就數據而言，中國的GDP統計應該是比較嚴密的，還有人懷疑其中有水分，真不知道你那貧富收入數據從何而來？中國文化傳統從來是“不露富”、“窮光榮”，更何況，中國農村有許多列不到統計的收入，中國城市存在大量灰色收入，你能調查到嚴密的數據？有一個流傳很廣的數據，說是銀行存款中20％富人占有80％存款，80％窮人只有20％存款，貧富差距多么懸殊！我搞不明白的是，中國有錢人一是貪官污吏，可他們誰把錢存在銀行里自我暴露？要存也存在外國銀行里嘛！二是私人企業主，可是又有哪個億萬富翁千萬富翁把錢存在銀行里？他們之所以富，就在于他們總是把資金投入到效益最高的地方去，還要盡可能向銀行貸款，哪有錢存銀行？實際上放在銀行的都是我們工薪階層不懂投資不敢投資的辛苦錢。我知道，有一些私人老板為了逃稅，用旅行包裝幾十萬、上百萬人民幣現金交易，從來錢不過銀行的。我還知道，一些不知投資、不想投資的國有企業為了獲得比企業存款多一點的利息，以個人名義存入巨額資金。我還知道，有些農民有錢不敢存入銀行、寧肯層層包裹放在床墊下，怕人家知道家底。等等。這些情況西方經濟學搞得懂嗎？如果說這個數據反映了20％城市工薪階層和80％農民之間存款差距，反映城鄉差別應大致差不多。
還有一個數字：占全國總戶數20％的最富有戶收入占全部收入的51％以上，20％低收入戶只占4％左右，兩者之比從改革初期的4.50：l，擴大到12.66：l。不難判斷，這個差距主要也正是反映了城鄉財富的實際差距。當然，這也表明，改革開放以來貧富差距明顯了，而且有不斷增大的趨勢。但是，是不是已經達到危險警戒點呢？首先應該指出，城鄉差別的二元結構是發展中國家的基本特征。在工業化尚未完成，即農村人口沒有降至總人口10％以下，農業沒有像工業一樣實現社會化大生產之前，城鄉收入和財富的巨大差距是不可能消除的。西方經濟學的基尼系數是經濟發達國家一元結構社會（城市經濟占絕對優勢）下表征收入差距的一個方法，怎么可以簡單地套用到像中國這樣二元結構社會呢？改革開放伊始，銀行儲蓄余額不足1000億元，而如今已超過10萬億！改革以來二十年我國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改革初期分別增長了20.5倍和16.5倍！所以，現在的差距是在共同“富裕”了的基礎上的差距，這與過去共同貧窮時的差距，有本質上的飛躍！誠然，過去城市里的職工月工資是“36元萬歲”，似乎貧富懸殊不大，可是當年中國有2.5億人不得溫飽，許多貧苦農民干了一年還欠公社生產隊10元、20元，乃至更多，是負收入，實際上貧富差距無窮大！
社會主義分配原則是按勞分配，勞動的含義不僅是勞動量，還應該包括勞動質量。既然如此，收入差距從而財富差距拉開是合乎規律，也是完全正確的事。過去，資本主義社會是絕大多數工農和知識分子貧窮，極少數寡頭家富萬貫，不公平，自然形成階級對立，社會動蕩不穩定；計劃經濟時代的中國，分配是平均主義，是“腦體倒掛”，不僅“蛋糕”做不大、形成短缺經濟，共同貧窮，同時干與不干一個樣，干得好干得壞一個樣，也是最大的不公平，社會也潛伏著巨大的不穩定。改革開放以來按勞分配原則得到了歷史上從來沒有的正確貫徹，十六大又進一步提出逐步擴大中等收入階層，指明了前進的方向，可以預見，社會主義按勞分配的優越性必將得到真正的體現。
干擾之四是腐敗問題。它是老百姓最深惡痛絕的問題。反腐敗是最得民心的舉措。黨和政府反腐敗的決心不能不說大，世界上恐怕沒有一個執政黨對自己政府的腐敗像共產黨這樣進行了如此嚴厲的批判與揭露；黨和政府反腐敗的舉措也不能說不夠嚴厲的了，每年處置了數以千計萬計的貪官，高至政治局委員、全國人大副委員長。然而，腐敗案子還是越來越驚人！什么原因？腐敗原因很多，原因之一，是體制上的弊端。市場經濟體制而又延續政企不分的管理，使得權錢交易成為必然的可能。只要政府保留著不必要的經濟活動審批權，即使是必要的審批權又缺乏公開性和監督機制，腐敗就不可免，越是管理體制不完善的行業，如證券、房地產等行業，腐敗現象越嚴重。所以完善和健全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仍是當務之急。貪官屢出，還說明干部選拔體制有漏洞。吏治的腐敗是最危險的腐敗。我國干部選拔體制還沿用了過去“伯樂選馬”的機制，那么誰來選伯樂呢？誰來監督伯樂？誰來監督“監督伯樂”呢？須知任何不受監督的權力都必然要腐敗。
劉吉說，如何抓“第一要務”呢？江澤民同志指明了方向：“發展要有新思路，改革要有新突破，開放要有新局面，各項工作要有新舉措”。四個新，就是要全面創新。不創新，“第一要務”是落實不下來的。千創新，萬創新，體制創新是第一位創新。鄧小平同志曾經指出：制度建設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制度好，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干好事。只有制度才能保證黨的路線和大政方針不因領導人的更換或者領導人注意力的轉移而變化。按照“三個代表”重要思想這個創新理論的指導，對經濟體制、國家政治體制、干部選拔體制、黨內民主體制等進行全面的創新，這是必須完成的歷史性任務。
據《中國石油商務網》
第一個原則：中國經濟首先是政治經濟學的問題。中國經濟當然在許多方面合乎現代經濟學指明的規律，但在分析中國宏觀經濟時必須首先從政治經濟學角度進行。單純用經濟學來分析中國經濟，不論是古典的，還是新古典或現代的，都是遠遠不夠的。
第二個原則：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市場經濟。這是當代中國經濟最大的國情。這個階段的經濟有三大特點：
（1）持續高速度。這不僅是由于低起點，更由于制度改革的潛力大，還由于中國經濟正處在長周期波動的波峰。發展經濟學表明，人均1000美元左右正是經濟指數增長曲線的拐點，中國經濟目前正處在拐點上，增長的前景是廣闊的。
（2）低中水平。與發達國家高水平相比，畢竟我國經濟規模和質量還有相當巨大的差距。人家已進入信息化時代，我國工業化尚未完成。
（3）不完善。我們從傳統計劃經濟轉變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畢竟才20多年。這一轉變仍在繼續之中。舊的體制總是不甘心退出歷史舞臺，新的體制有的尚未建立，有的建立了還不成熟。總之，中國經濟還是一個轉軌經濟。
第三個原則：中國文化特色的經濟。文化與經濟的關系是眾所周知的，企業文化如此，在宏觀經濟管理方面也是如此。中國文化有五千多年的積淀，可謂博大精深，這是中國最基本的一大國情。因此，它對中國經濟正面和負面的影響都是巨大而深刻的，只有主動積極學習發達國家經濟的先進內涵，我們才可能后來者居上。但是，一切外來的先進東西，如果不與中國實際，特別是文化相結合，必將一事無成。“全球理念”和“中國功夫”，兩手都過硬，這是中國宏觀經濟制勝之道。
劉吉認爲，既然首要的是從政治角度分析中國經濟，那么就必須首要地關注中共十六大。
十六大的政治報告，從理論到實際，從戰略方針、行動部署到具體政策，全面而豐富。我體會最主要之點有三，即“三、二、一”：“三”是“三個代表”；“二”是“二個務必”：務必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一”是“第一要務”：十六大提出“必須把發展作為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
既然“發展是第一要務”，那就是說各級黨和政府應該首先貫徹的最重要的任務，就是各級領導第一把手第一項要認真抓的任務。能不能把“第一要務”放在第一的地位、第一的順序來抓，是衡量各級黨和政府是否真正貫徹十六大精神和方針的試金石。
有些問題可能干擾或轉移我們的視線。
干擾之一是多變的國際形勢。國際的和平環境，常常出現令人擔憂的危機，在危機面前，中國還能否把發展作為第一要務？
干擾之二是失業和下崗問題。這無疑是當前社會高度關注的問題之一。中國人富有同情弱者的文化傳統，“惻隱之心人皆有之”；中國人的家庭關系深厚，一人下崗全家不寧；加上一些傳媒炒作某幾位專家的“研究”，失業率步步攀高，最近甚至危言聳聽估計已達到8％、10％之巔峰，鬧得沸沸揚揚，人心惶惶。可是，根據國家統計局的資料，最近五年失業率并沒有增高，2002年底城鄉登記失業率僅3.8％，城鄉調查失業率（包括下崗等），也沒有超過6％，低于西方發達國家失業率水平，真不知這些專家估計的數字從何而來？我無法判斷國家統計和專家估計哪個更準確，我的問題是：1.2億農民在城市打工，平均每人年收入8000－10000元；20％的退休職工返聘、受聘或創業；近20％在職職工有第二職業，為什么城鎮還有1000多萬失業和下崗？更何況還有“一不做、二不休”的情況，即第一職業不做了，第二職業干得火紅，所謂“隱性就業”。上海曾對兩個行業進行調查，“隱性就業”率達到40％、60％。國家統計局調查，下崗失業人群中，有固定勞動收入的近一半。去年報載杭州對主要是下崗失業的弱勢群體各種補助、津貼和減免每年超過10000元，坐在家中成萬元戶。所以，中國下崗失業的實際狀況并不是某些專家和媒體渲染的那么嚴重。我認為，更嚴重的問題還在于觀念，觀念必須更新。下崗失業者應該發憤圖強，努力上進，爭取再上崗就業。
干擾之三是貧富差距懸殊。中國的文化傳統是“不患貧，而患不均”。“均貧富”是幾千年農民的最高理想，所以這個問題是社會上最敏感的問題，也是最有煽動性的問題。社會主義最后目標是達到“共同富裕”，又增加了這個問題的復雜性。某些專家算出了經濟學的“基尼系數”，先是達到建國以來所沒有的高峰，繼而已經超過了西方發達國家，最近更是達到0.45，已經超過“國際公認”的危險臨界點。這些專家們是不是應該反思一下，要么你那經濟學有問題，要么你那數據有問題，要么你運用經濟學和數據有問題，就數據而言，中國的GDP統計應該是比較嚴密的，還有人懷疑其中有水分，真不知道你那貧富收入數據從何而來？中國文化傳統從來是“不露富”、“窮光榮”，更何況，中國農村有許多列不到統計的收入，中國城市存在大量灰色收入，你能調查到嚴密的數據？有一個流傳很廣的數據，說是銀行存款中20％富人占有80％存款，80％窮人只有20％存款，貧富差距多么懸殊！我搞不明白的是，中國有錢人一是貪官污吏，可他們誰把錢存在銀行里自我暴露？要存也存在外國銀行里嘛！二是私人企業主，可是又有哪個億萬富翁千萬富翁把錢存在銀行里？他們之所以富，就在于他們總是把資金投入到效益最高的地方去，還要盡可能向銀行貸款，哪有錢存銀行？實際上放在銀行的都是我們工薪階層不懂投資不敢投資的辛苦錢。我知道，有一些私人老板為了逃稅，用旅行包裝幾十萬、上百萬人民幣現金交易，從來錢不過銀行的。我還知道，一些不知投資、不想投資的國有企業為了獲得比企業存款多一點的利息，以個人名義存入巨額資金。我還知道，有些農民有錢不敢存入銀行、寧肯層層包裹放在床墊下，怕人家知道家底。等等。這些情況西方經濟學搞得懂嗎？如果說這個數據反映了20％城市工薪階層和80％農民之間存款差距，反映城鄉差別應大致差不多。
還有一個數字：占全國總戶數20％的最富有戶收入占全部收入的51％以上，20％低收入戶只占4％左右，兩者之比從改革初期的4.50：l，擴大到12.66：l。不難判斷，這個差距主要也正是反映了城鄉財富的實際差距。當然，這也表明，改革開放以來貧富差距明顯了，而且有不斷增大的趨勢。但是，是不是已經達到危險警戒點呢？首先應該指出，城鄉差別的二元結構是發展中國家的基本特征。在工業化尚未完成，即農村人口沒有降至總人口10％以下，農業沒有像工業一樣實現社會化大生產之前，城鄉收入和財富的巨大差距是不可能消除的。西方經濟學的基尼系數是經濟發達國家一元結構社會（城市經濟占絕對優勢）下表征收入差距的一個方法，怎么可以簡單地套用到像中國這樣二元結構社會呢？改革開放伊始，銀行儲蓄余額不足1000億元，而如今已超過10萬億！改革以來二十年我國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改革初期分別增長了20.5倍和16.5倍！所以，現在的差距是在共同“富裕”了的基礎上的差距，這與過去共同貧窮時的差距，有本質上的飛躍！誠然，過去城市里的職工月工資是“36元萬歲”，似乎貧富懸殊不大，可是當年中國有2.5億人不得溫飽，許多貧苦農民干了一年還欠公社生產隊10元、20元，乃至更多，是負收入，實際上貧富差距無窮大！
社會主義分配原則是按勞分配，勞動的含義不僅是勞動量，還應該包括勞動質量。既然如此，收入差距從而財富差距拉開是合乎規律，也是完全正確的事。過去，資本主義社會是絕大多數工農和知識分子貧窮，極少數寡頭家富萬貫，不公平，自然形成階級對立，社會動蕩不穩定；計劃經濟時代的中國，分配是平均主義，是“腦體倒掛”，不僅“蛋糕”做不大、形成短缺經濟，共同貧窮，同時干與不干一個樣，干得好干得壞一個樣，也是最大的不公平，社會也潛伏著巨大的不穩定。改革開放以來按勞分配原則得到了歷史上從來沒有的正確貫徹，十六大又進一步提出逐步擴大中等收入階層，指明了前進的方向，可以預見，社會主義按勞分配的優越性必將得到真正的體現。
干擾之四是腐敗問題。它是老百姓最深惡痛絕的問題。反腐敗是最得民心的舉措。黨和政府反腐敗的決心不能不說大，世界上恐怕沒有一個執政黨對自己政府的腐敗像共產黨這樣進行了如此嚴厲的批判與揭露；黨和政府反腐敗的舉措也不能說不夠嚴厲的了，每年處置了數以千計萬計的貪官，高至政治局委員、全國人大副委員長。然而，腐敗案子還是越來越驚人！什么原因？腐敗原因很多，原因之一，是體制上的弊端。市場經濟體制而又延續政企不分的管理，使得權錢交易成為必然的可能。只要政府保留著不必要的經濟活動審批權，即使是必要的審批權又缺乏公開性和監督機制，腐敗就不可免，越是管理體制不完善的行業，如證券、房地產等行業，腐敗現象越嚴重。所以完善和健全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仍是當務之急。貪官屢出，還說明干部選拔體制有漏洞。吏治的腐敗是最危險的腐敗。我國干部選拔體制還沿用了過去“伯樂選馬”的機制，那么誰來選伯樂呢？誰來監督伯樂？誰來監督“監督伯樂”呢？須知任何不受監督的權力都必然要腐敗。
劉吉說，如何抓“第一要務”呢？江澤民同志指明了方向：“發展要有新思路，改革要有新突破，開放要有新局面，各項工作要有新舉措”。四個新，就是要全面創新。不創新，“第一要務”是落實不下來的。千創新，萬創新，體制創新是第一位創新。鄧小平同志曾經指出：制度建設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制度好，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干好事。只有制度才能保證黨的路線和大政方針不因領導人的更換或者領導人注意力的轉移而變化。按照“三個代表”重要思想這個創新理論的指導，對經濟體制、國家政治體制、干部選拔體制、黨內民主體制等進行全面的創新，這是必須完成的歷史性任務。
據《中國石油商務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