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國內生產總值以每年９．４％的速度增長，近年來雖處于通貨緊縮狀態，１９９８－２００２年年均增速仍高達７．６％，其中２００２年達到８％。在當前世界經濟普遍不景氣的情況下，我國仍能保持７％以上的高速度，的確是舉世矚目，但國內外也有不少人對此高速度表示懷疑，認為有水分，或認為數據不準確而提出了種種看法和理由。
筆者認為，ＧＤＰ的增長經過統計部門的逐級審核、擠壓水分，虛數己不會太多，基本屬實。問題是ＧＤＰ是各部門生產的總量，即從事生產活動所創造的增加值，至于在生產過程中效益如何？產品能否銷得出去？報廢、積壓、損失多少？真正能用于擴大再生產和提高人民生活的那部分有效產品增長多少？ＧＤＰ是體現不出來的。人們在現實生活中除了感覺到高速度帶來的種種好處外，還看到了許多值得憂慮的問題，如農民收入增長緩慢，城市失業率上升，下崗職工越來越多，弱勢群體隊伍龐大，城鄉收入差距、貧富差距和地區差距均呈擴大趨勢，社會保障得不到保證，連年巨額的財政赤字，社會穩定存在隱患等等。現將經濟高速增長下存在的成本、效益、消費環節中的主要問題作簡要的分析，這些問題如不引起足夠重視和采取對策，將會影響今后宏觀經濟的持續穩定和協調發展。
首先，從可持續發展的角度出發，必須保持物質資本、人力資本和環境資本不枯竭為前提，才能保證經濟的持續發展，ＧＤＰ中應扣除由于生態破壞、環境污染、自然災害等造成的損失，也即綠色ＧＤＰ。據中科院可持續發展戰略課題組牛文元教授的計算，中國從１９８５－２０００年ＧＤＰ的高速增長中是用生態赤字換取的，這期間真實創造的國民財富中約有２１．８％是通過“損失成本”和“借用成本”獲取的，也就是說，在ＧＤＰ中扣除這部分損失后，純ＧＤＰ只有７８％。比日本在人均ＧＤＰ一千多美元時生態損失占ＧＤＰ１４％的比例要高得多。中科院課題組還計算出我國由于自然條件惡劣和生態環境的破壞，社會成本較高，世界平均成本一美元可辦到的事，在我國需花１．２５美元，我國的平均社會成本比世界高２５％。由于我國社會成本過高，人均財富增長很慢、很低，如世界銀行根據自然資本、產出資本、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計算的人均財富中國僅為６６００美元，居１９２個國家的１６１位，其中自然資本只有５３０美元，居１６８位。我國的人均財富只及世界平均８．６萬美元的７．７％。
其次，生產效益較低，有的呈下降趨勢。如反映全社會勞動效益的社會勞動生產率，１９７８－２００２年２４年平均年增長率為６．６％，慢于同期ＧＤＰ９．４％的增長率，反映工業企業投入產出的綜合指標總資產貢獻率，由１９７８年的２４％降為２００１年的８．９％，２３年間下降了６３％，年均遞減４．２％。
生產的目的是為了消費，由于產品結構調整緩慢，新產品、新品種少、貨不對路或不重視產品質量，滿足不了消費者的需要，加上假冒偽劣產品充斥市場，使相當一部分產品成為冷背殘次商品積壓在倉庫里。據國家統計局主辦的《中國信息報》２００２年９月１６日報道，歷年累計積壓的庫存（包括生產和流通領域）已高達４萬億元，相當于ＧＤＰ的４１％，此比例大大超過了國際公認的５％的比例。近年來通貨緊縮，銷售不暢，庫存有增無減。試想，產品不能轉化為有用的商品，那么就意味著有相當一部分速度是沒有效益的速度。
由于生產效益低下，庫存積壓，無效產品占的比重過大，社會成本和生產成本升高，反映在國民經濟還未進入良性循環，問題不少。如城鎮實際失業率居高不下，由１９７８年的５．３％上升到２００２年的７％左右（包括國企下崗未就業者），城鎮今后每年新增勞力１０３０萬人，企業富余人員還有三分之一，近期內失業率將呈上升趨勢，城鎮貧困人口約有３０００萬人，其中獲得最低生活保障線的就有２０５４萬人。農民人均純收入１９９５－２００２年年均僅增長４．７％，慢于同期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７．２％的速度，城鄉差距和貧富差距逐年擴大，目前農村剩余勞力約有１．５－２億人，常年流動進城打工的農民約有１．２億人，今后農民工仍將涌向城鎮，城鄉就業問題將日益嚴峻。以上幾方面均制約了內需的擴大，表現在商品供過于求、通貨緊縮、消費率的下降，以消費品零售額占ＧＤＰ計算的消費率由１９７８年的４３％降為２００２年的４０％。
效益的下降還反映在財政收支的不平衡，自１９７８年以來，收入的增長慢于支出的增長，財政赤字龐大。按現價計算，財政收入由１９７８年的１１３２億元增至２００２年的１８９１４億元，增長１５．７倍，年均增長１２．４％，慢于同期財政支出增長１３．１％的速度，如按可比價格計算，財政收入２４年年均增長６．６％，慢于同期ＧＤＰ增長９．４％的速度。在２４年中，只有１９８１、１９８５年兩年收入略大于支出，其余２２年均為赤字，赤字的金額由１９７９年的１３５億元增至２００１年的２５１７億元，２００２年又增至３０９８億元，近四年平均為２４６３億元，占ＧＤＰ２．７％，己接近３％的警戒線。巨額的財政赤字，雖換來了宏觀經濟的暫時穩定，從長期來看，卻存在較大隱患和風險。赤字的背后，是由于國企效益下降，虧損增大，如１９９６－２０００年五年平均，每年在財政支出中用于企業虧損補貼為３２０億元。近年來生產的安全成本升高，據經貿委等單位的課題研究結果顯示，近幾年已進入安全事故頻發高峰期，每年發生的各類安全事故所造成的直接損失接近１０００億元，加上間接損失則達２０００億元。政府的管理成本也不斷升高，反映在財政支出中的行政管理費，從１９７８年的５３億元增至２００１年的３５１２億元，增長了６５倍，占財政支出的比重由４．７％上升至１８．６％，上升了１３．９個百分點。
最使人擔憂的是，由于部分國企經營不善，國家為支持國企的持續發展，國有商業銀行給國企不斷補充貸款，對國企的劣質資源不斷轉移剝離，據人民銀行金融研究局局長發表的文章中說，國有資產管理公司己為四大銀行剝離不良資產１．４萬億元，截至２００１年年底，四大銀行的不良資產還有１．７６萬億元，占社會儲蓄總量的２４％，己超過了不良貸款率１０％的常規界線的１．５倍，按照目前不良資產的處置情況，資產平均損失率己達４４％。過高的不良資產比率，不僅制約了銀行業的正常發展，也造成了國企的依賴性，而且嚴重影響了國民經濟的安全運行。
從以上的統計數字和簡要分析，不難看出，在經濟高速增長的背后，還埋藏了許多影響持續發展的隱患，如果在九萬多億元的ＧＤＰ中扣除上述生態和環境赤字，扣除自然災害和安全事故造成的損失，扣除各種因效益不好或因管理不善而造成的損失、扣除因揮霍浪費、重復建設、盲目建設而浪費的資金，還有資金外逃、貪污腐敗各種黑洞所造成的損失等等，真正能用于建設和提高人民生活的有效ＧＤＰ肯定會大打折扣。因此，不應為高速度而沾沾自喜，更不應將高速度作為考核和奮斗的目標，應以清醒的頭腦看到經濟發展中還存在許多急待解決的問題，吸取過去只重速度而不講效益的慘痛教訓，以提高效益為前提，把提高效益作為衡量和考核的標準，只有把提高效益擺在第一位，才能提高有效ＧＤＰ的比例，保持社會經濟持續穩定協調的發展，使經濟步入良性運行，爭取早日實現小康社會，使全國人民真正得到更多的實惠。為此，建議今后計劃統計部門在公布宏觀經濟增長速度的同時，應相應公布宏觀經濟效益的重要指標。
據《經濟參考報》
筆者認為，ＧＤＰ的增長經過統計部門的逐級審核、擠壓水分，虛數己不會太多，基本屬實。問題是ＧＤＰ是各部門生產的總量，即從事生產活動所創造的增加值，至于在生產過程中效益如何？產品能否銷得出去？報廢、積壓、損失多少？真正能用于擴大再生產和提高人民生活的那部分有效產品增長多少？ＧＤＰ是體現不出來的。人們在現實生活中除了感覺到高速度帶來的種種好處外，還看到了許多值得憂慮的問題，如農民收入增長緩慢，城市失業率上升，下崗職工越來越多，弱勢群體隊伍龐大，城鄉收入差距、貧富差距和地區差距均呈擴大趨勢，社會保障得不到保證，連年巨額的財政赤字，社會穩定存在隱患等等。現將經濟高速增長下存在的成本、效益、消費環節中的主要問題作簡要的分析，這些問題如不引起足夠重視和采取對策，將會影響今后宏觀經濟的持續穩定和協調發展。
首先，從可持續發展的角度出發，必須保持物質資本、人力資本和環境資本不枯竭為前提，才能保證經濟的持續發展，ＧＤＰ中應扣除由于生態破壞、環境污染、自然災害等造成的損失，也即綠色ＧＤＰ。據中科院可持續發展戰略課題組牛文元教授的計算，中國從１９８５－２０００年ＧＤＰ的高速增長中是用生態赤字換取的，這期間真實創造的國民財富中約有２１．８％是通過“損失成本”和“借用成本”獲取的，也就是說，在ＧＤＰ中扣除這部分損失后，純ＧＤＰ只有７８％。比日本在人均ＧＤＰ一千多美元時生態損失占ＧＤＰ１４％的比例要高得多。中科院課題組還計算出我國由于自然條件惡劣和生態環境的破壞，社會成本較高，世界平均成本一美元可辦到的事，在我國需花１．２５美元，我國的平均社會成本比世界高２５％。由于我國社會成本過高，人均財富增長很慢、很低，如世界銀行根據自然資本、產出資本、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計算的人均財富中國僅為６６００美元，居１９２個國家的１６１位，其中自然資本只有５３０美元，居１６８位。我國的人均財富只及世界平均８．６萬美元的７．７％。
其次，生產效益較低，有的呈下降趨勢。如反映全社會勞動效益的社會勞動生產率，１９７８－２００２年２４年平均年增長率為６．６％，慢于同期ＧＤＰ９．４％的增長率，反映工業企業投入產出的綜合指標總資產貢獻率，由１９７８年的２４％降為２００１年的８．９％，２３年間下降了６３％，年均遞減４．２％。
生產的目的是為了消費，由于產品結構調整緩慢，新產品、新品種少、貨不對路或不重視產品質量，滿足不了消費者的需要，加上假冒偽劣產品充斥市場，使相當一部分產品成為冷背殘次商品積壓在倉庫里。據國家統計局主辦的《中國信息報》２００２年９月１６日報道，歷年累計積壓的庫存（包括生產和流通領域）已高達４萬億元，相當于ＧＤＰ的４１％，此比例大大超過了國際公認的５％的比例。近年來通貨緊縮，銷售不暢，庫存有增無減。試想，產品不能轉化為有用的商品，那么就意味著有相當一部分速度是沒有效益的速度。
由于生產效益低下，庫存積壓，無效產品占的比重過大，社會成本和生產成本升高，反映在國民經濟還未進入良性循環，問題不少。如城鎮實際失業率居高不下，由１９７８年的５．３％上升到２００２年的７％左右（包括國企下崗未就業者），城鎮今后每年新增勞力１０３０萬人，企業富余人員還有三分之一，近期內失業率將呈上升趨勢，城鎮貧困人口約有３０００萬人，其中獲得最低生活保障線的就有２０５４萬人。農民人均純收入１９９５－２００２年年均僅增長４．７％，慢于同期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７．２％的速度，城鄉差距和貧富差距逐年擴大，目前農村剩余勞力約有１．５－２億人，常年流動進城打工的農民約有１．２億人，今后農民工仍將涌向城鎮，城鄉就業問題將日益嚴峻。以上幾方面均制約了內需的擴大，表現在商品供過于求、通貨緊縮、消費率的下降，以消費品零售額占ＧＤＰ計算的消費率由１９７８年的４３％降為２００２年的４０％。
效益的下降還反映在財政收支的不平衡，自１９７８年以來，收入的增長慢于支出的增長，財政赤字龐大。按現價計算，財政收入由１９７８年的１１３２億元增至２００２年的１８９１４億元，增長１５．７倍，年均增長１２．４％，慢于同期財政支出增長１３．１％的速度，如按可比價格計算，財政收入２４年年均增長６．６％，慢于同期ＧＤＰ增長９．４％的速度。在２４年中，只有１９８１、１９８５年兩年收入略大于支出，其余２２年均為赤字，赤字的金額由１９７９年的１３５億元增至２００１年的２５１７億元，２００２年又增至３０９８億元，近四年平均為２４６３億元，占ＧＤＰ２．７％，己接近３％的警戒線。巨額的財政赤字，雖換來了宏觀經濟的暫時穩定，從長期來看，卻存在較大隱患和風險。赤字的背后，是由于國企效益下降，虧損增大，如１９９６－２０００年五年平均，每年在財政支出中用于企業虧損補貼為３２０億元。近年來生產的安全成本升高，據經貿委等單位的課題研究結果顯示，近幾年已進入安全事故頻發高峰期，每年發生的各類安全事故所造成的直接損失接近１０００億元，加上間接損失則達２０００億元。政府的管理成本也不斷升高，反映在財政支出中的行政管理費，從１９７８年的５３億元增至２００１年的３５１２億元，增長了６５倍，占財政支出的比重由４．７％上升至１８．６％，上升了１３．９個百分點。
最使人擔憂的是，由于部分國企經營不善，國家為支持國企的持續發展，國有商業銀行給國企不斷補充貸款，對國企的劣質資源不斷轉移剝離，據人民銀行金融研究局局長發表的文章中說，國有資產管理公司己為四大銀行剝離不良資產１．４萬億元，截至２００１年年底，四大銀行的不良資產還有１．７６萬億元，占社會儲蓄總量的２４％，己超過了不良貸款率１０％的常規界線的１．５倍，按照目前不良資產的處置情況，資產平均損失率己達４４％。過高的不良資產比率，不僅制約了銀行業的正常發展，也造成了國企的依賴性，而且嚴重影響了國民經濟的安全運行。
從以上的統計數字和簡要分析，不難看出，在經濟高速增長的背后，還埋藏了許多影響持續發展的隱患，如果在九萬多億元的ＧＤＰ中扣除上述生態和環境赤字，扣除自然災害和安全事故造成的損失，扣除各種因效益不好或因管理不善而造成的損失、扣除因揮霍浪費、重復建設、盲目建設而浪費的資金，還有資金外逃、貪污腐敗各種黑洞所造成的損失等等，真正能用于建設和提高人民生活的有效ＧＤＰ肯定會大打折扣。因此，不應為高速度而沾沾自喜，更不應將高速度作為考核和奮斗的目標，應以清醒的頭腦看到經濟發展中還存在許多急待解決的問題，吸取過去只重速度而不講效益的慘痛教訓，以提高效益為前提，把提高效益作為衡量和考核的標準，只有把提高效益擺在第一位，才能提高有效ＧＤＰ的比例，保持社會經濟持續穩定協調的發展，使經濟步入良性運行，爭取早日實現小康社會，使全國人民真正得到更多的實惠。為此，建議今后計劃統計部門在公布宏觀經濟增長速度的同時，應相應公布宏觀經濟效益的重要指標。
據《經濟參考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