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認為中國的崛起和日本的衰落緣于人民幣貶值的論調在媒體上非常盛行。例如，7月11日《日本經濟新聞》“經濟教室”欄目刊登大阪大學小野善康教授的一篇文章，也在煞有介事地重復這種論調。若是外行尚情有可原，一位著名的經濟學者竟然也提出如此膚淺的觀點，實在讓人難以置信。 
　　小野教授在論文中認為“中國企業的競爭力很大程度上來自于人民幣匯率的變化，而非企業自身的努力”。誠然，經過改革開放以來的25年，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無論從名義匯率看，還是從反映內外通脹水平差距的實際匯率看，都出現了大幅度貶值。但是，大幅度下調匯率的發展中國家除了中國之外，還有很多。那么，為什么只有中國經濟實現了飛躍？如果僅憑下調匯率就能實現經濟發展，那么當前世界上的一百幾十個發展中國家，豈不輕而易舉地就可成為發達國家，南北問題便可迎刃而解了嗎？在這種烏托邦里，世界銀行和政府開發援助機構存在的意義蕩然無存。但是，世上從來沒有這樣的免費午餐，經濟學者對此應最為清楚。 
　　經濟學教科書上清楚地寫道：短期的景氣變動決定于需求因素，而中長期的經濟增長和發展則決定于供給因素。匯率的變動與金融政策和財政政策等宏觀經濟政策一樣，主要通過需求來影響景氣，而中國經濟在四分之一的世紀里實現了平均9%的高速增長，其根本原因應從供給角度來尋找答案。 
　　若按經濟增長核算理論而言，恰恰是勞動和資本等生產要素投入量的擴大和生產效率的提高帶來了迄今中國經濟的增長。進一步講，必須把這種增長理解為由“自力更生”向對外開放、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換這一制度改革帶來的的結果。 
　　小野先生不僅把中國崛起的原因歸結為人民幣貶值，而且認為日本經濟的蕭條也緣于與中國的“不公平”競爭。在文章中，小野先生一口咬定“日美兩國出現的中國威脅論是人為的匯率下調而引發的政策性結果”。但是，匯率的下調，即使在短期內通過擴大外需，產生刺激經濟的效果，但由于國內物價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上漲，因此從中長期看，實際匯率理應回歸均衡水平。因此，中長期的實際匯率不是政府能夠人為決定的政策變量，而是反映經濟基本狀況的內生變量。人民幣中長期走低傾向反映了中國因出口的迅速擴大而導致的交易條件（出口產品相對于進口產品的價格）的下降。 
　　此外，認為人民幣貶值對日本經濟產生消極影響的觀點緣于一種并不成立的前提，即日中兩國擁有相似的產業結構，在國際市場上處于很強的競爭關系。實際上，按照兩國的比較優勢，中國主要從事勞動密集型產品（或者工序），日本則主要從事技術密集型產品（或工序）的分工體制已經形成，雙方明顯處于互補關系，而非競爭關系。 
　　在此情況下，就像石油價格下跌一樣，來自中國的進口產品便宜了，日本交易條件隨之改善，應有助于提高其國民的實際收入。因此，認為“日本不能擺脫蕭條原因在于成本高，如此下去將敗給中國，導致出口下降，經濟進一步回落，日本日趨沒落”的想法只能是一種“被迫害妄想癥”。 
　　小野論文由于把僅適用于短期景氣變動分析的凱恩斯經濟模式生搬硬套到中長期的經濟增長和發展問題上，從而得出了錯誤的結論。不僅小野先生如此，很多經濟學者怠于對現實世界進行觀察，更談不上實證分析，誤以為單靠理論模式的演繹，就可悟出真理。經濟學者不應停留于只適用于象牙塔的空泛理論，而應回到原點，以“實事求是”的精神，潛心研究真正的“經世濟民”的學問。
　　　　　　　　　　　　　　　　　　　　　　　　　　　　據《中國石油商務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