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江蘇省常熟市的一個開發區前，懸掛著兩塊引人注目的招牌：“高新技術開發區”和“軟件研究開發伙伴基地”。然而，園區內空空蕩蕩，入園企業僅６家，且“沒有一家達到科技型企業的標準”。
記者在華東地區采訪時發現，一些地方不顧本地經濟基礎和產業發展規律，爭相上馬所謂“高科技園區”。在發展“高新技術產業”的旗號下，重復建設的“第三次浪潮”正在掀起，造成資金浪費、有限的科技資源被稀釋、產業分散和弱化。
繼彩電、冰箱和汽車兩輪重復建設后，“十五”以來，以電子信息、新材料、生物醫藥為代表的“高新”項目遍地開花。常熟是江蘇省的一個縣級市，２０００年７月，定位為軟件園的“常熟市高新技術開發區”開業。盡管實行一系列優惠政策，最終入園企業僅６家，或從事軟件銷售，或做普通化工、印染。園區內的一家軟件公司負責人說，他們常年在常熟人才市場設攤招聘，但從２００１年７月至今，只招到１名軟件技術人員——這里“根本沒有發展軟件產業的基本條件”。開發區管委會人士承認，常熟建這個“軟件園”是受了周邊大上“高新技術產業”的影響，“別人都上，我們有壓力”，于是跟著上。更有一家企業號稱在全國各地建了２６個軟件園，建軟件園似乎比開連鎖店還容易。
軟件之外，集成電路項目也非常熱。京、津、滬、蘇、浙、粵、閩、川等地已建了２０多條生產線，信產部的一位知情者說，“至少還有十幾個省市提出要上線，而且熱情都很高”。以上海為例，在建的集成電路生產線有１３條之多，但贏利的只有２家。據統計，在各地“十五”高新技術產業發展規劃中，集成電路產業的同構性達３５％，應用軟件系統的同構性為４２．５％，納米材料的同構性為４８％，計算機網絡為５９％，軟件產業為７４％。在經濟發達的“長三角”地區，１４個城市十五規劃中排在前四位的支柱產業都是電子信息、汽車、新材料、生物醫藥工程，趨同率達７０％。上海在建中國“硅谷”，杭州提出建設“天堂硅谷”，蘇州要打造長三角“硅谷”。一些專家感到迷惑，目前全國在建的各式“硅谷”至少數十家，區域產業特色和產業互補遠未形成。
并非只有ＩＴ產業如此。“大煉鋼鐵”風目前也正在浙、蘇、閩、粵等地猛刮。僅限對公開資料的不完全統計，東南某省近期將形成１６７０萬噸鋼產能，遠期規模達２５００萬噸。專家告誡，從技術角度講，這些項目很可能是低水平重復。鋼鐵生產的技術要求極高，不是光靠引進設備就能解決的。目前國際上鋼鐵先進技術為美、日、德掌握，嚴禁擴散。“我們新上的線都在講是生產高技術產品、填補國內空白，實際上仍在中低檔產品上競爭。”
記者發現，此番“高水平”重復大多引入了外資和民間資本。有人由此認為，“企業對自己的錢最負責”，是否“重復”他們最清楚，只要政府不投資就行。但事實不然，各地為引得高新產業，爭相在地價、稅收、電價諸方面進行無底線“優惠政策大賽”，地方政府為此付出的“隱性代價”越來越重。江蘇省無錫市新區信息產業科技園的一位管理人員說，無錫一畝地的開發成本在２２萬元左右，而賣給外企每畝不過５萬元，有的甚至是白送。在合肥國家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如果真的是上芯片封裝生產線，不要錢也可以”。“倒掛”缺口由財政補貼，或通過提高民用房地產土地使用權轉讓金來補償。
各地地價優惠大比拼還使得一些企業在高技術旗號下大搞“圈地運動”成為可能。在全國各地圈起２０多個“軟件園”的一家企業的知情人士說“我們走的就是圈地—圈錢—圈人—圈項目的路線”，“空手套白狼”。在這家企業的“東部軟件園”，由于大量地皮閑置，正在發展“生態產業”，進行草皮、花木的生產銷售。
稅收方面，國家稅務總局的規定被架空。各地名義上實行“五免五減半”，私下均以獎勵的方式變相地將地稅返還給企業，行“十免、二十減半”之實，以此招徠投資。上海某高科技園區為吸引福建冠捷入園，就曾開出“所得稅十年全免，免稅期后稅率１５％”的優惠條件。
此外，即便是有民間資本和外資介入的“高新技術”產業，仍牽動著銀行貸款及各種融資。據悉，在無錫新區信息產業科技園，每一筆大型外商投資，中資銀行按與對方出資額１∶２或１∶１的比例進行配套貸款。在北京，對高新技術產業規模項目，政府財政均拿出１５％的項目啟動資金。專家擔心，由于貸款的大多是國有銀行，一旦項目失敗，求償無著，受損的還是國家。
山東中創軟件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理梁銓說，“高水平”重復建設最大的代價或許還不在資金，而在資源內耗及其產生的對產業強度的損害。省市間、省內的地區間都在爭項目、相互克隆，有限的科技資源、扶持政策在撒胡椒面，人才集聚程度低，創新能力更弱，核心技術少，產業強度就弱。信息產業部的一位專家指出，產業發展的一個有效方式就是資源整合，我國很多高新技術產業整體薄弱、產業規模小都與散亂重復布局不無關系。
地方政府為何無視重復布局、紛紛上馬高新技術產業？“優惠政策大賽”的背后是“數字政績”的較量。福建省的一位領導說，重復建設的病灶往往出自“諸侯經濟”的考核病根。現行對官員政績的考核體制過分看重“數字”，引資、ＧＤＰ增長是個剛性的指標，“產值增長了３０％的就比增長了２０％的強，至于誰是可持續發展的，誰是殺雞取卵則沒人管。所以現在每個省市應當將自己當作一個國家來進行產業布局。”而領導干部在每一層級上的工作年限一般不超過３年，要在這么短的時間里充分體現政績，“高技術產業”的引資、出口拉動最能見效。于是有外來投資、賬面上能增加產值就上，重復不重復不問。
浙江省經貿委的一位產業研究專家說，如果經濟指標不與政績等同性掛鉤，各地政府的產業決策與安排很可能不是目前這樣。顯然，在對地方官員的政績考核中，能否形成稅收、利潤和效益綜合考評機制是實現產業合理布局的關鍵一環。
據《經濟參考報》
記者在華東地區采訪時發現，一些地方不顧本地經濟基礎和產業發展規律，爭相上馬所謂“高科技園區”。在發展“高新技術產業”的旗號下，重復建設的“第三次浪潮”正在掀起，造成資金浪費、有限的科技資源被稀釋、產業分散和弱化。
繼彩電、冰箱和汽車兩輪重復建設后，“十五”以來，以電子信息、新材料、生物醫藥為代表的“高新”項目遍地開花。常熟是江蘇省的一個縣級市，２０００年７月，定位為軟件園的“常熟市高新技術開發區”開業。盡管實行一系列優惠政策，最終入園企業僅６家，或從事軟件銷售，或做普通化工、印染。園區內的一家軟件公司負責人說，他們常年在常熟人才市場設攤招聘，但從２００１年７月至今，只招到１名軟件技術人員——這里“根本沒有發展軟件產業的基本條件”。開發區管委會人士承認，常熟建這個“軟件園”是受了周邊大上“高新技術產業”的影響，“別人都上，我們有壓力”，于是跟著上。更有一家企業號稱在全國各地建了２６個軟件園，建軟件園似乎比開連鎖店還容易。
軟件之外，集成電路項目也非常熱。京、津、滬、蘇、浙、粵、閩、川等地已建了２０多條生產線，信產部的一位知情者說，“至少還有十幾個省市提出要上線，而且熱情都很高”。以上海為例，在建的集成電路生產線有１３條之多，但贏利的只有２家。據統計，在各地“十五”高新技術產業發展規劃中，集成電路產業的同構性達３５％，應用軟件系統的同構性為４２．５％，納米材料的同構性為４８％，計算機網絡為５９％，軟件產業為７４％。在經濟發達的“長三角”地區，１４個城市十五規劃中排在前四位的支柱產業都是電子信息、汽車、新材料、生物醫藥工程，趨同率達７０％。上海在建中國“硅谷”，杭州提出建設“天堂硅谷”，蘇州要打造長三角“硅谷”。一些專家感到迷惑，目前全國在建的各式“硅谷”至少數十家，區域產業特色和產業互補遠未形成。
并非只有ＩＴ產業如此。“大煉鋼鐵”風目前也正在浙、蘇、閩、粵等地猛刮。僅限對公開資料的不完全統計，東南某省近期將形成１６７０萬噸鋼產能，遠期規模達２５００萬噸。專家告誡，從技術角度講，這些項目很可能是低水平重復。鋼鐵生產的技術要求極高，不是光靠引進設備就能解決的。目前國際上鋼鐵先進技術為美、日、德掌握，嚴禁擴散。“我們新上的線都在講是生產高技術產品、填補國內空白，實際上仍在中低檔產品上競爭。”
記者發現，此番“高水平”重復大多引入了外資和民間資本。有人由此認為，“企業對自己的錢最負責”，是否“重復”他們最清楚，只要政府不投資就行。但事實不然，各地為引得高新產業，爭相在地價、稅收、電價諸方面進行無底線“優惠政策大賽”，地方政府為此付出的“隱性代價”越來越重。江蘇省無錫市新區信息產業科技園的一位管理人員說，無錫一畝地的開發成本在２２萬元左右，而賣給外企每畝不過５萬元，有的甚至是白送。在合肥國家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如果真的是上芯片封裝生產線，不要錢也可以”。“倒掛”缺口由財政補貼，或通過提高民用房地產土地使用權轉讓金來補償。
各地地價優惠大比拼還使得一些企業在高技術旗號下大搞“圈地運動”成為可能。在全國各地圈起２０多個“軟件園”的一家企業的知情人士說“我們走的就是圈地—圈錢—圈人—圈項目的路線”，“空手套白狼”。在這家企業的“東部軟件園”，由于大量地皮閑置，正在發展“生態產業”，進行草皮、花木的生產銷售。
稅收方面，國家稅務總局的規定被架空。各地名義上實行“五免五減半”，私下均以獎勵的方式變相地將地稅返還給企業，行“十免、二十減半”之實，以此招徠投資。上海某高科技園區為吸引福建冠捷入園，就曾開出“所得稅十年全免，免稅期后稅率１５％”的優惠條件。
此外，即便是有民間資本和外資介入的“高新技術”產業，仍牽動著銀行貸款及各種融資。據悉，在無錫新區信息產業科技園，每一筆大型外商投資，中資銀行按與對方出資額１∶２或１∶１的比例進行配套貸款。在北京，對高新技術產業規模項目，政府財政均拿出１５％的項目啟動資金。專家擔心，由于貸款的大多是國有銀行，一旦項目失敗，求償無著，受損的還是國家。
山東中創軟件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理梁銓說，“高水平”重復建設最大的代價或許還不在資金，而在資源內耗及其產生的對產業強度的損害。省市間、省內的地區間都在爭項目、相互克隆，有限的科技資源、扶持政策在撒胡椒面，人才集聚程度低，創新能力更弱，核心技術少，產業強度就弱。信息產業部的一位專家指出，產業發展的一個有效方式就是資源整合，我國很多高新技術產業整體薄弱、產業規模小都與散亂重復布局不無關系。
地方政府為何無視重復布局、紛紛上馬高新技術產業？“優惠政策大賽”的背后是“數字政績”的較量。福建省的一位領導說，重復建設的病灶往往出自“諸侯經濟”的考核病根。現行對官員政績的考核體制過分看重“數字”，引資、ＧＤＰ增長是個剛性的指標，“產值增長了３０％的就比增長了２０％的強，至于誰是可持續發展的，誰是殺雞取卵則沒人管。所以現在每個省市應當將自己當作一個國家來進行產業布局。”而領導干部在每一層級上的工作年限一般不超過３年，要在這么短的時間里充分體現政績，“高技術產業”的引資、出口拉動最能見效。于是有外來投資、賬面上能增加產值就上，重復不重復不問。
浙江省經貿委的一位產業研究專家說，如果經濟指標不與政績等同性掛鉤，各地政府的產業決策與安排很可能不是目前這樣。顯然，在對地方官員的政績考核中，能否形成稅收、利潤和效益綜合考評機制是實現產業合理布局的關鍵一環。
據《經濟參考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