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國實行的資源定價機制已經嚴重不適應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不僅資源價格形成機制沒有反映資源稀缺程度、環境損失等完全成本，國內與國際不同資源比價關系嚴重不對稱，而且目前的資源定價機制人為地割裂了成本傳導機制，會導致資源的低效和過度利用，不利于節能減排和結構升級，是造成目前我國許多體制性、深層次矛盾和問題的罪魁禍首，亟需改革。

    一、初級資源價格市場化與產成品價格管制人為地割裂了成本傳導機制

    目前我國大部分初級資源產品，如石油、煤炭、鐵礦石等價格的市場化程度已經非常高，其價格甚至基本與國際接軌；而以這些初級資源為原材料的產成品，如成品油、電力、供熱等由于直接涉及廣大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和社會穩定，其價格是受到政府的嚴格管制的。最近幾年，受世界經濟持續增長、全球流動性過剩、美元貶值、利率下降、部分農產品主產國減產、發展中國家對于大宗商品需求不斷上升及生物燃料產業對糧食需求大幅增加等多種因素影響，國際市場石油、鐵礦石、糧食等大宗商品價格持續上漲，而目前我國許多大宗商品越來越依賴國際市場，進口依存度不斷提高，國內初級資源價格也節節上漲。但受制于價格管制，下游產成品企業并不能完全將上漲的原材料成本順延到下一產業鏈或消費者，如煤炭價格基本市場化，而電力價格改革卻滯后，造成了“市場煤”和“計劃電”的矛盾；原油市場價格與成品油市場價格改革不同步，造成了成品油價格倒掛的現象。

　　目前實行的資源定價機制早已不適應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而新的定價機制又遲遲未能出臺。1998年6月3日，有關部門出臺了《原油成品油價格改革方案》，規定從2001年11月份起，對國內成品油價格形成方式進行改革，參照新加坡、鹿特丹、紐約三地市場價格調整國內成品油價格，當國際油價上下波動幅度在5%-8%的范圍內時保持油價不變，超過這一范圍時再調整零售中準價。一開始，這一制度尚能得到遵守，但后來則流于形式，先是國內成品油價格跟漲不跟跌，后是出于抑制通貨膨脹的需要，國內成品油價格不再跟隨國際市場上漲。最近10年時間，國際市場原油價格從最低每桶不足10美元漲至最高每桶147 美元，最高上漲13倍；相比之下，10年前國內93號汽油每升不過2元多人民幣，而前一段時間93號汽油價格最高也就是6元多人民幣，10年來的上漲幅度只不過在2倍左右。

    二、資源價格沒有反映資源稀缺程度、環境損失等完全成本

　　我國資源基本上實行政府定價或政府指導價，價格水平偏低，只反映了資源開發、運輸成本，而不反映市場供求關系、資源稀缺程度及環境損失的外部程度，沒有反映生態環境破壞修復成本、基礎設施建設、安全生產、替代資源開發、企業退出、轉產等完全成本。追根究底，其根源在于資源開發補償機制的缺失。從資源價值構成來看，無論是替代資源開發成本，還是環境損失補償，都是無法通過市場機制自發實現的。受資源財稅制度不合理和環保制度不健全等多種因素影響，目前資源破壞和環境污染的治理成本遠未充分體現在資源價格中，從而資源勘探投入成本、接替性再生資源開發成本以及生態環境損失成本不能從資源性產品的銷售收入中得到合理補償。資源開發補償機制的缺失，是導致我國資源與環境約束日趨嚴重的根本癥結，且集中地反映在我國資源型城市過快走向“礦竭城衰”和可持續發展壓力日趨突出上。像遼寧阜新等一批資源型城市自建國前后開發建城，不足幾十年就資源枯竭，這與西方資源城市從興到衰延續一二百年形成了強烈反差。

　　三、國內與國際不同資源比價關系嚴重不對稱

　　從國際比較看，不僅我國資源價格普遍低于國際市場，而且在結構上存在著國內與國際資源比價關系的嚴重不對稱。各種能源產品基本上提供相似的功能，比如說都是熱值，如果按熱值折算的話，應該有一個合理的比價關系，相應有一個能源產品價格的比價關系，國際通用的按熱值計算的煤炭、石油、天然氣比價關系，大致為1：1.5：1.35，而我國實際大致為1：4：3，與其他能源價格相比，煤價偏低，這樣就抑制了一些清潔能源，特別是可再生能源的發展。另外，國際上天然氣與原油按熱值計算比價平均為1.05：1，而我國約為0.4：1，天然氣價格與可替代的石油價格相比嚴重偏低。資源比價關系不合理，使得很多國內資源企業不顧國內嚴峻的資源供求形勢和中央的宏觀調控意圖，或明或暗地出口資源套取國內外市場價差，導致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得不到充分發揮，資源產出效率低，不利于優化資源配置、轉變發展方式和建設資源節約型社會。

　　四、財稅政策沒能與資源定價機制形成有效配套

　　資源行業的財稅政策還不能與定價機制有效配套，充分反映資源市場供求關系、資源稀缺程度和環境成本，進而有效地平衡國家和資源地區、國家和企業以及上下游行業之間的利益分配關系。比如，國內的石油開采成本平均不到20美元一桶，按照目前的石油資源稅水平，一噸也就是20多元人民幣，調整之后也就是不到30元人民幣，政府拿到的資源稅占銷售收入的比重幾乎可以忽略不計。在國外，美國的資源稅水平是33.3%，俄羅斯的資源稅水平在60%-70%，我國資源稅還不到德國、法國這些低稅率國家的三十分之一。另外，我們目前的資源稅征收辦法還是集中存量，與每桶石油賣100美元還是1000美元沒有關系，這樣就造成了我國石油上游開采行業的利潤很高，而下游則承受很高的成本壓力，國家也沒有拿到應得的份額。再看下游銷售環節，最突出的問題也是一個財稅政策的問題，燃油稅討論了十多年的時間才得以出臺。所以要理順資源產品的價格體系，價格形成機制和財稅政策要同時考慮，形成有效配套，共同促進改革目標的實現。

　　五、目前的資源定價機制會導致資源的低效和過度利用，不利于節能減排

　　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是建立在高耗能、高投入、低效率的發展模式之上的，資源粗放式開采與資源短缺的現實形成極大反差，這也鼓勵了高耗能、高污染企業的繁榮，最終形成環保問題，造成資源供應緊張，并因中國制造的成本價格扭曲而表現為匯率低估。由于我國資源價格較低且市場化程度不高，價格機制無法調節資源的生產和消費行為，導致了資源的低效和過度利用。在一個物價整體上漲的環境里，能源價格管制造成能源相對便宜，必然促使消費者增加能源消費，甚至可能用能源去替代其他價格已經上漲的商品，放大能源需求增長。低價能源為高耗能企業創造了更大的利潤空間，造成低效和不合理的能源消費，如2006年我國 GDP總量占世界的比重約為5.5%，能源消耗卻占世界的15%。在強勁的能源需求面前，行政手段對控制高耗能行為無能為力，只要能源價格不漲，企業對提高能源使用效率的興趣就不大，節能減排就沒有動力。目前的煤電價格聯動方式也沒有考慮節能減排的成本，節能減排是有成本的，特別是脫硫的問題。國民經濟發展戰略從高耗能向低耗能轉變，必須改革資源價格形成機制，使資源價格充分反映資源的稀缺性和環境成本，否則，節能減排將成為紙上談兵。

　　(作者單位：國家信息中心經濟預測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