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隨胡錦濤主席訪美代表團的主要成員，張國寶和科技部長萬鋼等先期抵美，就新能源議題和美方官員、專家交流，為中美元首在此議題的合作進行了安排。這是張國寶卸任國家發改委副主任兼國家能源局局長之后，也是2008年3月“兩會”后他出任國家能源局首任局長以來最重要的一次出訪。
張國寶出任國家能源局局長之前的2007年，中國消耗能源18.644億噸標準油當量，排放64.68億噸二氧化碳，均居世界第二；而同期執牛耳的美國消耗了23.615億噸標準油，排放65.653億噸二氧化碳。但是，三年之后的今天，中國無論是能源消耗，還是溫室氣體排放都已大大超越了美國，雄踞世界之冠。在此期間，中國的GDP經濟總量相繼超越德國和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中國也超越德國成為全球最大商品出口國。中國的能源不僅保證著中國經濟的持續、高速、絕無僅有的發展，也供應了全世界70億人口數量巨大的高檔與低檔、優質與劣質的商品。
從國家能源局成立伊始，張國寶就感言：“緊急的能源事務如雪花般天天都來，煤炭問題，電力問題等等，我感到很大壓力。”疲于應付地解決中國如饑似渴的能源需求，極度牽扯著他們心神，如同醫院重癥監護室里的一群大夫護士，似乎根本無暇顧及機構自身的改革。
平心而論，國家能源局和它的局長在中國似乎不是一個能夠獨立行權或靠量化評價其執政業績的機構或職務，因為我們為這一機構和職務賦予的權力太小，而對其寄予的希望太大。
2008年以前，中國被油荒、氣荒、煤荒、運荒等問題搞得焦頭爛額；今天，沒有一個“荒”能被化解，反而新添了“堵得慌”和“溫室氣體”等新壓力。國際社會對于中國“走自己的路，讓別人無路可走”的發展模式批評之聲越發高漲，從此起彼伏的小合唱，變為四面八方的大齊唱。越來越多的中國人也開始反躬自問，我們這種發展模式是否已經走到了盡頭？我們是否應該重新選擇發展的模式？以至中央一而再，再而三地要求大家轉變發展模式，調整產業結構。
2011年1月7日在全國能源工作會議上，即將卸任的張國寶局長面對600多與會者感慨地說：“我很快就要退出一線領導崗位，我非常珍惜和同志們共同為能源奮斗的歲月，也感謝同志們對我的支持、理解和幫助。能源領域留下的難題和待解決的問題不少，我有許多事情來不及做或是沒有做好，對于各地上項目的愿望也未能全部予以滿足。在這里，我向大家表示歉意，希望大家諒解。”
2008年4月6日在張國寶上任伊始，我曾寫過一篇題為《中國能源直面硬派新掌門——張國寶》的文章，曾經分析國家能源局長將面臨的一系列復雜的問題，并期望他能夠通過推動改革來破解中國能源資源環境面臨的種種難題。今天，當我們回顧這幾年的歷程，我們似乎更清楚了一個問題——中國的能源資源環境問題根本不是某一個人或某一個機構所能夠解決的。
國家能源局的構架能不能承擔起統管中國能源的重任，疏解長期積累的錯綜矛盾？現在看來，這個構架因為賦予的權利不足，很難象其他國家的能源部那樣承擔起相應的職能和義務。由于中國的歷史、治理文化、地緣特點和政治體制所限，國家發改委作為宏觀調控的執行部門很難在短期內消失。只要國家發改委還存在，項目審批、能源價格調控等主要行政手段就不可能移交給國家能源局。而這些機制是解決中國能源問題的一串“鑰匙”，也是挾制地方藩王和央企的“尚方寶劍”。沒有“鑰匙”，也沒有“尚方寶劍”的國家能源局是無法獨自打開阻隔能源改革之門的。
雖然無力啟動改革之門，應該說國家能源局還是比較好地處理了與發改委之間的關系，能源局將工作重點更加偏重于能源戰略的研究和制定，為下一步漸進推進體制改革和制度設計進行了藍圖勾畫，避免在項目審批等問題上與發改委發生利益之爭。也正是國家能源局將工作重點偏重能源戰略，使其以一個副部級單位的瘦弱身軀較好地在諸多正部級能源資源環境相關的強勢行政主管部委九龍治水的管理模式下發揮了自己獨特的作用。
張國寶在能源局的這幾年，中國水電發展經歷了多次波折。2010年12月22日環境保護部污染防治司副司長凌江在“中國水污染控制戰略與政策創新研討會”上表示：“水電在某種程度上可能比火電造成的污染更嚴重。”這顯然是一種片面而過激的看法，但環保部對于能源項目有一票否決的生殺大權，他的看法不僅僅代表了他個人。
這種言論與激進環保主義者和“反壩”人士的觀點同出一轍，這對即將提交全國人大通過的國家“十二五”能源規劃構成很大壓力。
國家能源局從中國能源環境的戰略層面堅持了原則，積極糾正了這種不盡科學的認識，張國寶說，我國已向國際社會承諾，到202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費比重達到15%左右。
為此，到“十二五”末，我國非化石能源在一次能源消費中的比重要爭取達到11.4%。未來5年，我國將在保護生態和做好移民工作的前提下積極發展水電，在確保安全的基礎上高效發展核電，積極發展風電，穩定發展太陽能，開發利用生物質能和地熱能。
國家能源局在推進風力發電、支持熱電聯產，合理規劃核電、發展天然氣及分布式能源等方面，以及堅持市場化改革、促進市場開發、鼓勵多元競爭和支持民營企業等方面，堅持從國家能源戰略利益出發，積極作為，不畏利益集團壓力，據理力爭，難能可貴。
“十一五”期間和制定“十二五”能源規劃中，一些地方政府追求“超常規、超高速”的GDP翻番增長；一些央企盲目“做大做強”，他們不顧國家的能源資源制約和環境容量限制，不顧資源條件配置的客觀格局，也不顧國家面臨著巨大的外部壓力，爭奪項目、爭奪發展空間。國家能源局在與一個個權高位重的地方“諸侯”和“長子”們的博弈中，嚴卡項目“路條”，壞了不少人的“好事”，承受了很大的政治壓力。
張國寶曾表示，中國不能有水快流，有了煤炭都要規劃成礦井，都要開發出來。煤炭產量不能再無節制地增長下去，要有一個“天花板”。國家能源局就此制定“十二五”煤炭發展規劃中，對上報的38億噸、40億噸、42億噸三個不同數據進行評判，最終選擇了最低的38億噸。實行煤炭總量限制，煤炭從目前的占一次能源消費比重70%，下降至63%。這對于靠廉價煤炭“做大做強”的企業，把環境搞得烏煙瘴氣來實現GDP翻番的地方政府無疑就是釜底抽薪。
張國寶在全國能源工作會議上作了《轉變能源發展方式增強供應保障能力構建安全穩定經濟清潔的現代能源產業體系》的報告，可謂是他卸任前的總結報告。他為“十二五”能源工作提出的要求是：“大力調整能源結構是我國轉變能源發展方式的主攻方向。要始終堅持把轉變能源發展方式貫穿于能源工作的各個方面，把大力調整能源結構作為轉變能源發展方式的主攻方向，把合理控制能源消費總量作為轉變能源發展方式的重要著力點。”
為此，國家能源局已將這一共識通過“新興能源產業規劃”和“十二五能源規劃”進行了具體部署。其中天然氣將從目前占一次能源的3.9%大幅度提升到2015年的8.3%，從900億立方米能用量，提升到2600萬立方米，相當于3.12億噸標準煤當量；水電裝機從目前的2億千瓦，提升到2.5-2.85億千瓦；核電裝機將達到3900萬千瓦。水電和核電在一次能源消費中的比重將提高1.5個百分點；風電、太陽能等可再生能源利用規模將達到1.1億噸標準煤，占一次能源消費的比重提高1.8個百分。
但是，達到上述目標對于中國將是一次艱苦的轉軌。消納如此巨量高價值的清潔能源，對于已經占據壟斷地位的央企將是極大的挑戰。我們只有通過一系列改革，創新構筑利益格局，將地方政府和國有企業綁在國家能源環境戰略的大局上，讓他們從“發展才是硬道理”、與時俱進到“科學、清潔、可持續發展才是硬道理”的新紀元。而一切的一切，唯有堅持市場化的新一輪“改革開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