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有半年時間，中國7個碳排放權交易試點省市（北京市、天津市、上海市、重慶市、湖北省、廣東省及深圳市），將啟動試點交易。

  記者了解到，目前，這7個試點省市正在“競速”部署，其中步伐快的有北京市、天津市、上海市，深圳市則呈“后來居上”之勢（四市簡稱“北上天深”），廣東省速度居中，而重慶市、湖北省則略為緩慢。

  根據“北上天深”目前的方案，粗略統計，擬被納入四市試點交易的企業數量將超過2000家。

  對于這些企業來說，碳排放權交易是“緊箍咒”還是“大紅包”？這個問題與碳配額分配緊密相關。

  “說白了，碳市場只有能給參與方帶來利益，企業才會愿意加入，否則，就會像排污權交易那樣無法施展。”中國工業經濟學會理事、碳金融專家王毅剛對本報記者表示。

  7個碳排放權交易試點省市的行動，是為開展全國范圍的碳交易市場先行試驗，國家“十二五”規劃明確指出，“逐步建立碳排放權交易市場”。

  “國家發改委認為，將充分尊重地方意見，讓它們大膽嘗試，今后在總結7個試點基礎上，由國家發改委統籌規劃考慮全國的碳交易市場。”國家發改委氣候變化司副司長孫翠華指出。

  孫翠華還透露，《中國溫室氣體自愿減排交易活動管理辦法》已經上報給國家發改委主任，一旦簽發就可以開始實施。

  記者了解到，該管理辦法把聯合國EB的機制、理念、做法借鑒到國內，界定由中國溫室氣體自愿減排交易活動產生的中國核證減排量（CCER），7個碳排放權交易試點省市將自主決定對CCER的使用，以幫助實現各自省市碳強度下降目標的實現。

  近2000家企業擬納入“北上天深”試點交易

  北京、上海、天津都不約而同地以“1萬噸”為分界線

  從碳排放權交易試點工作速度來看，屬“第一梯隊”的為北京市、上海市，天津市、深圳市。粗略統計，擬被納入“北上天深”試點交易的企業數量將超過2000家。

  其中，速度最快的無疑是北京市，該市《碳排放權交易試點實施方案》已率先上報國家發改委，并于今年3月28日率先舉行了“碳排放權交易試點啟動儀式”。

  另外了解，上海市、天津市、深圳市都已完成了各自的試點初步方案，待市政府辦公會通過后，將上報國家發改委。

  按國家發改委試點工作的要求，2013年將啟動試點交易，意味著只有半年時間，“到時候應該可以啟動。”上海環境能源交易所總裁林健對本報記者樂觀表示。

  碳排放權交易主體的界定是市場人士頗為關注的問題。

  對于碳排放權交易主體的界定，一個有意思的地方是，北京市、上海市，天津市都不約而同地以“1萬噸”為分界線。

  北京市方面，擬被強制納入該市碳排放權交易的主體為，北京市轄區內2009-2011年，年均直接、或間接二氧化碳排放總量1萬噸（含）以上的固定設施排放企業（單位）。“按照目前這么一條線來看的話，大概有400-500家法人企業會進來。”北京市環境交易所總裁助理畢建忠估算。

  至于上海市，試點初步方案考慮，年二氧化碳排放一萬噸當量以上的工業及非工業企業原則上參與該市試點。“我們最新的規劃是定了380家企業。”上海環境能源交易所副總經理錢鋒透露。

  天津市的“1萬”指的是能耗而非二氧化碳排放年綜合能耗1萬噸標煤以上的企業擬納入該市試點交易。“方案中涉及五大行業的100多家企業，其碳排放量占全市60%左右。”天津排放權交易所總經理王靖透露。

  深圳市另辟蹊徑，并沒有劃定一條分界線。“深圳的情況是小而散，我們沒有大型的工業企業，所以我們的排放源相對比較分散，也比較小。”深圳排放權交易所相關負責人表示。

  “我們全面開展了企業碳清單的編制工作，明確要納入碳交易主體的范圍，通過與市統計局全面的合作，摸清了深圳市一些主要的工業企業、還有第三產業一些企業的能耗情況，初步擬定了五個可供選擇的方案給市領導做評估，五個方案包括了從600多家到1200多家的企業數量范圍。”深圳排放權交易所上述負責人透露。

  企業的“緊箍咒”還是“大紅包”？

  從“北上天深”目前的方案來看，并沒有充分體現 “寬松配額”的意識

  對于擬被納入“北上天深”試點交易的近2000家企業來說，碳排放權交易對于它們來說是“緊箍咒”還是“大紅包”？

  表面上看，碳排放權交易貌似“緊箍咒”，在《國家發展改革委辦公廳關于開展碳排放權交易試點工作的通知》中，對7個試點省市的要求是，“測算并確定本地區溫室氣體排放總量控制目標”。由此，“總量控制”這頂帽子，將戴到參與試點交易企業的頭上。

  然而，如果企業能被分配到適度的免費碳配額，反而可以增加盈利。

  以EU ETS（歐盟碳排放交易體系）為例，在EU ETS第一階段，參與企業被發放了過多的免費配額，甚至超過了實際排放量，給企業帶來了巨大的“意外之財”，EU ETS因此廣受詬病。

  現在看起來，EU ETS的做法未嘗不是值得借鑒的經驗，“歐洲初期的松是對的，不是錯的。如果一開始就緊，難以產生交易。并非只要有限制，就會有交易。”王毅剛對本報記者表示。

  由于配額發放寬松而制造出泡沫，使碳價往上走，在EU ETS第一階段，碳價在前6個月價格翻了三番。“這實際上促進了企業節能減排的行為，企業發現，碳還挺值錢，于是企業對新能源項目進行了投資規劃，為EU ETS第二階段鋪了非常好的一條路。”中創碳投有限公司副總經理鄭喜鵬指出。

  不過，從“北上天深”目前的方案來看，強調了設定所有強制市場參與者的排放總量控制目標，卻并沒有充分體現出“寬松配額”的意識。

  值得注意的是，北京、上海方案均提出，在試點期間，除免費發放的配額外，政府預留少部分配額，通過拍賣方式進行分配。

  “當配額有價的時候，對企業來說有兩個選擇，一是，出售配額以獲得配額收入；二是，持有配額，因為對企業來說，更重要的是市場占有率，市場占有率必須通過配額的持有來獲得。企業自然會選擇后者，（這將不利于碳市場的流動性。）”王毅剛進一步解釋。

  發電企業尤其關注碳交易試點方案，“配額的發放，應該有一個合理水平，如果煤電企業的發電技術在國內處先進水平，應該給足配額。如果達到全球先進水平的話，還應該多給些配額。使煤電能通過這個增加盈利，得到一些補貼。但估計實際上很難做到，因為煤電企業是碳排放大戶。”華電集團新能源發展公司CDM負責人盧軍對本報記者表示。

  事實上，從歐盟碳排放權交易經驗來看，發電企業既是最主要的約束對象及參與方，也是最主要的受益方。

  “歐盟大部分發電企業，在EU ETS前兩個階段，沒有虧錢，反而掙了大把的銀子。發電企業一方面以碳交易成本為由提高電價，向消費端轉嫁成本，另一方面，發電企業還免費分到配額，拿到市場去賣。被稱為政府給發電企業發放了"大紅包"。”鄭喜鵬指出。

  “大紅包”的發放，大大提高了發電企業參與碳排放權交易的積極性，也促進了碳市場發揮其節能減排的作用。

  對于中國碳排放權交易試點而言，“一方面，由于電力市場非市場化，通過電價傳導形成全社會減排的機制被減弱；另一方面，試點省市涵蓋了過多各種不同行業，存在減排成本偏高的行業被納入強制范圍的可能，導致碳交易機制中的碳減排成本低的特點難以實現。”王毅剛指出。

  四大問題待解

  對于納入碳排放權交易的上千家企業來說，有資質做MRV的DOE數量和人員都遠遠不夠

  目前看來，中國碳排放權交易有四大問題待解，缺乏統一的企業層面溫室氣體核算標準、MRV（測量、報告、核查）的困難、登記結算系統的建立健全以及如何促進流動性。

  企業層面溫室氣體核算標準方面，我國碳市場還缺乏統一的碳排放和碳減排計量標準，以確保排放量和減排量數據的口徑統一及真實、有效，這是目前需要亟待解決的問題之一。

  “建議國家有關部門聯合相關研究機構，參照國際慣例，立足國情，盡快制定我國減排量計量標準，為企業以至區域核算碳減排量提供權威依據，確保不同企業、不同區域的核算結果具有可比性，有利于建立跨行業、跨區域的交易市場，為將來建立全國統一的碳市場做好準備。”

  至于MRV方面，目前我國DOE（第三方核查機構）總體來說還很弱，數量不足，人員不夠。聯合國批準中資DOE只有四家，即使再加上其它的節能監測中心或者一些中資機構，對于納入碳排放權交易的上千家企業來說，這樣的DOE數量和人員等都遠遠不夠。

  另外，登記結算系統的重要性遠遠超過之前的想象。本報記者了解到，“北上天深”四市都在抓緊建立各自的登記結算系統，上海環境能源交易所更是建議相關系統至少是上億元級的投入。

  最后，促進流動性方面，需要金融機構的參與，但由于中國的碳交易只有現貨交易，沒有期貨交易，金融機構興趣不大。“目前的環境和市場發展還不是特別清楚，金融機構非常猶豫，需要等待市場相對成熟、尤其是法律法規相對成熟以后，這個事情才有可能。”亞洲開發銀行氣候變化與碳市場顧問呂學都指出。

  但呂學都對中國的碳市場發展表示信心：“我完全有理由相信，中國將會是全球第一大碳市場。另外，我特別希望把中國在構建碳市場方面的經驗、教訓、政策、方法、技術、能力、知識推廣到其它國家去，參與制定頂層的國際規則設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