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石化網訊 為了減緩氣候變化帶來的影響，2009年哥本哈根氣候變化上，各國領導人拍板表示全球升溫要在本世紀末控制在2℃以內。

但是，2℃目標開始迎來新一輪的挑戰。

“往回看，我低估了氣候變化的風險，地球和大氣吸收的二氧化碳比我們預期的少很多，而且排放依然大幅增長。我想我應該更強烈的認為4℃至5℃的風險。”全球著名的《斯特恩報告》作者斯特恩爵士在日前召開的達沃斯全球經濟論壇接受采訪時表示。

氣候談判的不負責任以及過度依賴化石能源，2℃不能完成的現實正一步步進逼。

2013年1月24日，國際環保組織綠色和平聯合荷蘭智庫Ecofys近日共同發布《氣候臨界點》的研究報告（以下簡稱《報告》）指出了目前全球14個新建的大型煤炭、石油和天然氣項目，將會使全球升溫進入5℃至6℃升溫軌道。

而這份《報告》與2012年11月世界銀行發布的關于全球升溫4℃的報告都體現了2℃目標實現的難度。

綠色和平氣候與能源項目主任鄧萍對本報記者指出：“這14個項目如果完全實施，可能徹底關上我們控制升溫在2℃內的希望。”

據了解，2012年至2050年，這14個項目將開采、生產以及消耗預計可向大氣中累計新增二氧化碳排放量為3000億噸。

毫無疑問，這勢必也會將全球排放峰值的到來推遲。

“以前我們提出2015年全球需要達到峰值，但是現在看這肯定實現不了。峰值的到達應該往2020年以后算了。”美國自然資源保護委員會（NRDC）北京代表處能源、環境與氣候變化高級顧問楊富強對本報記者表示。

全球14個項目或占“碳預算”總額30%

此前，為保證控制升溫在2°C之內，氣候專家們為達到這一目標把可排放的二氧化碳總量設定了排放閾值，稱之為“碳預算”，可理解為一個溫室氣體排放的臨界點。

2012年11月，IEA在其年度報告《世界能源展望》中提到，如果想要達成2°C的目標，那么必須在2050年前，把化石能源消耗限制在全球探明儲量的1/3，這部分化石能源使用空間即為全球目前的“碳預算”。

然而，美國、中國、澳大利亞、印尼、巴西等國家的14個大型煤炭、石油和天然氣項目將會直接影響全球升溫，并且項目持續下去將會對環境帶來負面影響。

“這些項目的特點都是新建項目，而這些項目的生命周期都會長達30-50年。這14個項目的排放預計將于2050年占到上述”碳預算“總額的30%。”鄧萍對本報記者表示。

具體而言，2012至2050年，這14個大型化石能源項目將開采、生產以及消耗496億噸煤、29.4萬億立方米天然氣和2600億桶石油，預計可向大氣中累計新增排放量3000億噸二氧化碳當量。其將在2020年度向大氣中增加63億噸二氧化碳排放當量，超過美國2010年度排放總額，導致全球的排放總量較2011年增加20%，推動全球氣候進入5℃~6°C升溫軌道。

據了解，上述14個化石能源項目分別是：中國西部煤電基地擴張，澳大利亞大規模擴大的煤炭開采和出口，加拿大和委內瑞拉的油砂田開采、北極石油開發、巴西海岸外鹽層下深海石油開采，伊拉克以及墨西哥灣深海石油開采，哈薩克斯坦里海石油開采、，土庫曼、阿塞拜疆和哈薩克斯坦里海天然氣開采，美國頁巖氣開發以及非洲天然氣開采。

“這14個化石能源項目的規劃出臺是全球經濟對化石能源依賴成癮的又一體現。”綠色和平國際總干事庫米·奈都說。

中國西部煤電基地臨壓

根據鄧萍介紹，中國西部煤電基地的擴張對全球升溫的負面影響不可忽視，并且所帶來的影響最為顯著。

在《煤炭工業發展“十二五”規劃》（以下簡稱《規劃》）中，在總量39億噸的控制目標下，“西部煤炭產量20.9億噸，占全國的53%。”這里的西部是指內蒙古、陜西、新疆、寧夏、甘肅、貴州、云南、重慶和四川。

而其中，僅內蒙古、陜西、新疆、寧夏、甘肅五省區級“十二五”規劃煤炭產量就已經超過了20.9億噸，占全國總量57.9%。較《規劃》中的比例提高4.9%，增加約1.68億噸。

此《報告》指出，對于全球而言，與2011年相比，到2015年中國西北五省區煤電基地擴張預計將新增排放約14億噸二氧化碳，約占上述14個項目總排放量22%，幾乎相當于俄羅斯2010年的總排放量。

事實上，這樣大規模的開采對當地的氣候也有明顯的變化。

根據資料顯示，西北地區年和各季平均增溫率都比全國平均要高，近50年區域年平均氣溫變化幅度達0.37°C／10年，而華南則為0.16°C／10年。另外，這一地區的氣候變化對水資源造成嚴重影響，約82%的冰川處于退縮狀態，自20世紀60年代到21世紀初的近50年期間冰川面積減少了45%。

“發改委應該從減緩氣候變化的角度，重新審視煤炭工業的發展和規劃，確保《煤炭工業發展”十二五“規劃》中煤炭總量目標在地方對應的規劃中得到執行。”鄧萍表示。

峰值推遲？

《報告》結合“碳預算”分析指出，如果想保留《斯特恩報告》中所指出的控制全球平均溫度上升不超過2°C的75%可能性，則需要控制二氧化碳的累積排放量在2010至2050年內不得超過1050Gt二氧化碳當量；其間，全球排放峰值最遲不得晚于2016年。

“按照2°C的要求，達到全球峰值的最佳時間應為2015年，但是按照目前的情況看，這是肯定不可能的。”楊富強對本報記者表示。

如果本世紀末非要達到2°C的目標，達到峰值的年份越往后推，所帶來的成本會越大。

按照此前科技部部長萬鋼的說法，中國的排放峰值或將在2030-2040年期間出現。“如果發達國家的減排量和發展中國家的排放量疊加起來峰值越往后的話，越難實現2°C，除非采取非常高昂的經濟代價。”楊富強表示。

氣候談判中唯一有法律約束力的《京都議定書》已名存實亡，全球峰值必定往后壓。

楊富強指出，“現在僅有德班平臺，但是即使要出臺有約束力的條款，也要在2020年之后了。”

近年來，中國國內也已經開展了大量的能源減排行動，但是中國仍需要進一步調控溫室氣體排放量以及降低能源消費強度。按照英國丁鐸爾氣候變化研究中心的“全球碳計劃”2012年度研究成果，2011年中國的人均排放量為6.6噸，雖然與美國的人均排放17.2噸相差甚遠，但距離歐盟的人均排放量7.3噸的水平越來越近。

國家能源委員會專家咨詢委員會副主任周大地近期表示，中國的低碳發展目標要盡快確定，碳排放強度需要大約每年下降7%左右，而目前下降只有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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