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發表于1999年2月）
      1958年2月，余秋里同志奉毛澤東主席之命，領纓出征，接任石油工業部部長，從戰場上叱咤風云的將軍轉而成為經濟建設戰線新中國石油工業的統帥。當時，人們對我國石油地質的認識尚未取得突破，西方一些學者關于“中國貧油”的看法在國內外仍有一定影響，我國是“發展人造油還是天然油”在石油界人士中還有爭論，石油工業發展緩慢，1957年全國原油產量只有145萬噸。余秋里同志擔任石油工業部部長、黨組書記后，遵照毛主席關于“看來發展石油工業，還得革命加拼命”等一系列重要指示，堅決貫徹執行鄧小平同志關于“石油勘探戰略重點東移”的工作方針，經石油部黨組討論確定，對石油工業的戰略部署作出重大調整，在穩定鞏固西部油氣區的同時，把松遼、蘇北等地區作為新區石油勘探戰略偵察的第一位，并決定成立松遼石油勘探局，下決心從全國各個石油單位抽調精兵強將，與地質部勘察隊伍協同作戰，加強對東北松遼盆地的石油勘探。
      1959年9月26日，松基三井喜噴工業油流以后，余秋里同志深入勘探一線實地考察，廣泛聽取各方面意見，召開一系列會議總結吸取以往石油勘探的經驗教訓，對松遼盆地勘探資料進行反復論證，以非凡的膽略和氣魄，果斷地提出集中全國石油系統的人力、物力，組織開展大慶石油大會戰。并強調指出，改變石油工業的落后面貌在此一舉，必須下定決心，背水一戰，全力以赴，盡快拿下這個大油田。1960年2月，黨中央批準石油工業部黨組關于組織大慶石油會戰的報告，余秋里同志兼任大慶石油會戰指揮部工委書記，與會戰領導小組組長康世恩等同志一起，親臨前線指揮，并組織石油部機關一半以上司局領導和專業技術干部奔赴一線參加會戰。
      1960年4月，一場聲勢浩大的石油大會戰在松遼盆地廣闊的大草原上拉開帷幕。這場大慶會戰是在困難的時期、困難的地區、困難的條件下展開的。面對重重困難和錯綜復雜的矛盾，余秋里同志主持會戰領導機關作出的第一個決定就是《關于學習毛澤東同志所著〈實踐論〉和〈矛盾論〉的決定》，號召從領導干部到全體職工都來學習“兩論”，并且自己帶頭反復、深入地學習。用抓主要矛盾的觀點，引導各級干部和廣大職工認識到“這困難、那困難，國家缺油才是最大的困難”；用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的觀點，引導各級干部和廣大職工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勇于實踐，大膽探索，并明確提出“石油工作者的崗位在地下，斗爭對象是油層”，要求大家取全取準油田第一性資料，掌握地下客觀規律，反對盲目蠻干，不搞粗估冒算，堅持把高度的革命精神和嚴格的科學態度結合起來。他尊重科學，尊重人才，團結和依靠廣大科技人員和職工，大力組織開展科研攻關，解決了油田勘探開發和油氣集輸方面的許多技術問題。他狠抓基礎工作、基本功訓練和基層建設工作，倡導和建立了以崗位責任制為核心的一整套企業管理制度，在全油田建立起嚴格的生產秩序。他在當時物質匱乏、生活極端困難的艱苦條件下，組織會戰職工及家屬自己動手，開荒種地，大搞農副業生產，并帶頭拉犁耕地，為職工做出表率；因陋就簡，就地取材，蓋“干打壘”，基本解決了會戰職工的吃飯和住宿、過冬問題，穩定了隊伍，穩定了人心，保證了會戰的順利進行。經過三年多的艱苦奮斗，克服一個又一個艱難險阻，終于取得了大慶會戰的全面勝利。不僅創造了油田開發建設的高速度、高水平，而且闖出了一條獨立自主、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發展石油工業的道路，為我國社會主義工業建設積累了成功的經驗。 在會戰中，余秋里同志堅持加強黨對企業的領導，充分發揮黨的政治優勢，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狠抓石油職工隊伍的思想建設和作風建設。他進一步把解放軍的政治工作經驗創造性地運用到石油戰線上來，在油田基層井隊（車間）普遍建立了黨支部，設立了政治指導員，堅持以正面教育為主，以群眾自我教育為主，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形成了一整套深入細致的、行之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制度和工作方法。他善于發現和總結群眾中涌現出來的實踐經驗和先進典型，大張旗鼓地樹立起以“鐵人”王進喜為代表的一大批英雄模范人物，在油田掀起了學“鐵人”、做“鐵人”的比學趕幫熱潮。他大力倡導、精心培育了“愛國、創業、求實、奉獻”的大慶精神和“兩論起家”、“兩分法前進”、“三老四嚴”的優良作風，培養和鍛煉出了一支具有高度的政治覺悟、過硬的作風、掌握先進技術的石油職工隊伍。在大慶精神和優良作風的形成過程中，余秋里同志既是積極的倡導者，又是身體力行的實踐者。他的思想風范和人格魅力，影響了整整一代以至幾代石油領導骨干和職工隊伍。
       1963年，大慶會戰取得決定性勝利以后，余秋里同志開始把主要精力轉向渤海灣地區，開辟“第二戰場”。1964年1月，經黨中央批準，石油部組織了華北石油會戰。隨著勘探范圍的不斷擴大，先后發現并建成了勝利、大港、遼河、任丘、中原等一批油田。會戰中，余秋里同志多次親臨現場指導工作，要求參戰職工發揚大慶會戰的光榮傳統，以石油為業，以“鐵人”為榜樣，艱苦奮斗，頑強拼搏。針對山東東營地區的有利條件和復雜情況，余秋里同志提出了“區域展開、重點突破、各個殲滅”的勘探方針。按照這一方針，會戰指揮部于1964年6月集中20多個鉆井隊詳探勝利村—坨莊構造，僅用11個月的時間，就基本探明了勝坨油田的含油面積和地質儲量，該油田的坨11和坨9井日產分別超過一千噸，成為當時國內的最高產油井。 從1958年2月到1965年1月余秋里同志擔任石油部部長的七年間，不僅一舉扭轉了我國石油工業長期落后的面貌，而且為以后的原油產量上一億噸，進入世界產油大國行列，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尤其是余秋里同志在領導大慶會戰時確定的“長期穩定高產”的油田開發方針，對于大慶原油產量達到5000萬噸以上，實現長期高產穩產具有重大而深遠的影響。 在大慶油田投入大規模開發、原油產量大幅度增加的同時，加快發展中國的煉油工業隨之提上了日程。在余秋里同志的主持下，石油工業部制定了石油產品“三年基本過關，五年立足國內”，集中力量建設和發展我國煉油工業的方案。首先突破了大慶原油加工關，以后又掌握了勝利原油的加工方案，在六十年代相繼擴建和新建了一批先進的大型煉油裝置，組建了煉油科研設計機構，研制和發展了延遲焦化、催化裂化、鉑重整等五項新的煉油工藝技術和催化劑，研制生產出氟油、硅油、脂類油等系列產品，使國內急需的各種民用、軍用油品以及“兩彈一機”配套油料都能基本上立足國內生產。
      1964年12月，周恩來總理在三屆人大一次會議《政府工作報告》中宣布：“我國經濟建設、國防建設和人民生活所需要的石油，不論在數量或者品種方面，基本上都可以自給了”。余秋里同志及康世恩等同志為創建和發展我國的石油石化工業，為國民經濟的發展和國防建設，建立了不朽的歷史功勛。 離開石油工業部以后，余秋里同志擔任了國家計劃委員會第一副主任兼秘書長，在毛主席、周總理直接領導下，主持小計委工作。十年動亂中，他堅持原則，與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進行了堅決的斗爭，協助周恩來總理做了大量艱苦細致的工作，使遭受嚴重破壞的國民經濟能夠繼續運轉，并保護了“鐵人”王進喜等一大批石油戰線的領導和技術骨干。1972年，遵照周總理的指示，余秋里同志主持編制了引進國外先進技術裝備的方案，先后引進了13套大化肥、4套大乙烯和大化纖裝置等，增強了我國石化工業的實力，提高了現代化水平，為發展工農業生產、改善人民生活，發揮了重要作用。同時，這個方案中還包括引進了一批數字地震和先進的測井裝備，以及配套的資料處理系統，為石油工業實現地震先行，提高勘探的效率和效益，增強發展后勁，發揮了積極的作用。
      1975年1月，余秋里同志被任命為國務院副總理兼國家計劃委員會主任。他堅決支持鄧小平同志對國民經濟各部門進行整頓。1980年3月，黨中央、國務院決定成立國家能源委員會，余秋里同志任主任。他按照中央部署，主持編制《能源工業長遠發展規劃》，提出“實行能源的開發與節約并重，近期要把節能放在優先地位”的方針，得到了中央的肯定。他積極貫徹執行中央關于對國民經濟“調整、改革、充實、提高”的方針，深入油田、煤礦、電站進行調查研究，為穩定和增加石油、煤炭、電力生產，提出了許多重要的建議。他積極支持對石油工業實行一億噸原油產量包干政策和海洋石油對外開放，為新時期石油工業的改革、開放和進一步發展，做出了新的貢獻。1982年9月，余秋里同志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一直到退居二線以后，余秋里同志仍然心系石油石化，無時無刻不在關注著石油石化工業的發展，表現了對石油石化事業的深切眷戀和殷切的期望。
      1999年2月3日，余秋里同志因病與世長辭。在70年的革命生涯中，他為中國人民的解放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為新中國石油石化工業的創建和發展，做出了卓越的貢獻，立下了不可磨滅的功勛。他不僅給我們留下了巨大的物質財富，而且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他崇高的共產主義信念，堅強的無產階級黨性，對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的無限忠誠和巨大熱情，以及無產階級革命家的膽略、胸懷、組織領導才能，嚴謹的科學態度和工作作風，都值得我們永遠緬懷和學習發揚。